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11908条名句) (427篇诗文)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里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愈墓位于河南省焦作孟州市孟县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
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10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13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5丈,围1.2丈;右株高4丈,围1.1丈。1986年11月,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 韩愈墓作为唐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韩愈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后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辗转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并关心政治,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去世。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他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