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铨生于国家多事之秋，建炎二年（1128）中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绍兴五年（1135），升任枢密院编修官。当时，朝中就金国入侵战和问题斗争十分激烈，胡铨闻知秦桧于1138年8月派王伦为计议使出使金国乞求和议，屈辱称臣，即以“冒渎天威，甘俟斧”的气魄，写下著名的《戌午上高宗封事》，声明“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高宗砍下秦桧、王伦、孙近三贼的头颅，如若不然，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决不处小朝廷求活。秦桧读到“斩桧书”后，诬胡铨“狂妄凶悖，鼓动劫持”，谪广州监管盐仓。绍兴十二年（1142）发配新州（今广东新地）编管。1148年又移谪吉阳军。孝宗即位后，胡铨被起用，知饶州（今江西波阳）。不久又授予秘书少监、起居郎、侍讲、国史院编修、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要职，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胡铨坚决站在主战派一边，反对议和，抗金爱国之心矢志不移。
胡铨晚年定居庐陵青原山南麓。死后，谥“忠简”。因胡铨曾移衡州，寓居西湖寺，与衡士讲学，周览衡岳之胜。后人在集贤书院内置其神主，与李邺侯（泌）、韩昌黎（愈）、赵清献（抃）、陈忠肃（瑾）、周元公（敦颐）、胡文定（安国）、朱文公（熹）、张宣公（栻）合祀一堂。著有《澹庵文集》一百卷传世，另有《澹庵词集》。《宋史》卷374有传。
入朝为官经历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胡铨殿试中魁，皇帝见到他的试文大加赞赏，欲钦点为状元，但有个别考官认为胡铨的言词过于直率，指出了当朝时弊，切痛了统治者的要害，而遭排挤，后录在进士第五名，任命他为抚州军事判官一职。因其父病故，在家守孝，未赴任。
当年正值金兵攻打南宋，遣派精兵强将从洪州（今南昌）赶至吉州（今吉州区）追捕南逃的隆裕太后。吉州太守陪隆裕太后向赣州逃命后，吉州城内兵无一卒，官无一人，金兵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吉州城。在家守孝的胡铨闻之，立即招募乡勇组成义军，与金兵展开了争夺吉州城的战斗。在战斗中胡铨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敌人面前佯攻一会便走，敌人追来就快速退去，敌人停驻又偷袭一阵，敌人恼羞成怒，骑兵、步兵一齐上，一路追至青原山、天梁山。一进山敌人失去优势，骑不能快，追无踪迹，攻不可入，相反在山中胡铨率部游刃有余，常让敌人坐以待毙。因而每次战斗，胡铨都获大胜，金军进退两难，无奈之极只好弃城遁北，吉州城失而复得。胡铨守城有功，很快提拔进朝廷做官。后因上书反对秦桧的投降行径，得罪了时任宰相的秦桧，而被这伙奸党罗织罪名，流放外地。据说胡铨每次遭流放，天梁山的树木就要枯萎一片。胡铨过了23年流放生活，天梁山中的树木从未茂盛过。秦桧死后，胡铨重返朝廷，官复原职，天梁山才得以繁茂郁葱起来。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胡铨辞官还乡，孝宗问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说“归庐陵”。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胡铨卒于故里，谥号“忠简”。家乡人民为纪念他，把他安葬在天梁山下的泷江河畔（今青原区值夏中学旁），便于后人永远缅怀、祭奠这位忧国忧民的南宋名臣。
胡铨事迹：两宋之际，宋迁党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北宋政权被金灭亡后，微钦二帝俱被俘虏，赵构在混乱中被拥立为帝，引军避金人兵锋，暂驻于长江南岸的江宁府，不久双退至扬州，对金国采取屈辱求和政策，希图偏安一隅。与之相反，朝迁却涌现出一比关心国事、恤念民艰、以身许国的忠义之士，他们上书抗论，揭露失职辱国的可耻行径，反对屈辱性的对金和议，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其中，客家先贤胡铨就是突出的一位。胡铨，宋哲宗崇宁元年，出生于一个以耕读为本的客家家庭。胡铨在家庭环境熏陶下，自小潜心学问，强记博览，而又关心时事，逐渐成为一名以天下为已任的有为青年。年甫弱冠，胡铨便才气横溢，初露锋芒。宋高宗建炎二年被选送到扬州，接受高宗的亲自策试。在对策中，胡铨从民本思想出发，尖锐地批评高宗为政听于天而不民，没有一切以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出发，恃天命而不修人，所以才致祸乱叠起，在充分阐述“国交示例，听于民，国将灭，听于天”的道理之后，胡铨又具体出了高宗教为政当之处。引古证今，层层剖折，对高宗用人秆政的错误作了无情的批判，对如何治国兴邦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充分阐明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力于犯颜直谏，勇于变革现状的可贵精神给朝迁上下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实授抚州(今江西抚州市)军事判官。
胡铨未及到抚州上任，时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兵再南侵，朝迁节节败退。宁高宗率百官人东线南撤，自建康(今南京)经镇江、常州、湖州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想就此安居下来。而金兵不让南宁君臣有须臾安宁，兵锋继南指，宁迁不得已又狼狈南奔至绍兴、宁波，自宁波乘船改从海道逃命，直到温州。当此危急之一秋，各地将官的腐败状况暴露无疑。多数州县不堪一击，官将们逃的逃，死的死，降的降，更有甚者，则临阵倒戈，挟众为乱。年轻的胡铨，面对如此混乱、艰难的局面，毅然挺身而出，把自己忠君报国的理想会诸实践。他振臂一呼，募集成千上万热血子弟，组成义勇军，与抚州太守张循相配合，给予进侵的金军迎头痛击。在两宋之际的抗金斗争中，胡铨一直是反和议的杰出代表，先后与秦桧、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绍兴七(1137年)，被囚在金国的宋徽宗和宁德皇后逝世，讣告至临安，主和派趁机又大肆鼓吹和议，以和可以迎回徽宗梓宫及尚健在的钦宗和太后为口舌。于是朝廷派遣王伦为使者，出使金廷。金国派其宣院事徽哲，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与王伦一起到临安，以宋不是与金国对等的国家，而只是金所属国，并且使用皇帝“诏谕”字眼这种侮辱性的使节名称，已经激起南宋官民极大的愤怒，加之萧哲等傲慢无礼公然要求宋高宗到他们下榻的馆驿接受诏书更激起朝廷中义士的义愤，许多人上书抗论，宰相秦桧却抓住高宗想早日实现徽宗梓宫和太后归还的心理，宣言“屈己议和，此主之孝也”。在这一关键时刻，胡铨挺身而出，给高宗上了一则言辞激烈的奏书，要求把王伦、秦桧、孙近三人斩首示众。胡铨的奏书一上，朝野称快。而秦桧之党切齿痛恨，以谤讪宰相、指斥和、狂悖鼓众的罪名，革除胡铨官职，流放昭州(今广西平乐)编管。后因御史台及谏官多出面为胡铨呤冤叫屈，秦桧迫于公论，只好对胡铨从轻处置，改任监广州盐仓。胡铨身遭贬逐，然而名声却播于天下，上到朝中大臣，下至武夫汗卒，以及边远之人，莫不津津乐道胡铨的奏书，都希望能一识这位有胆有识，敢道常人不敢道之言的大丈夫。他的奏书被朝臣陈师古刊印流行，金国人听说后，出千金求购，始知宋廷有人，不可轻视。于此可见，胡铨大无谓的言论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宋孝宗即位后，胡铨被重新起用。孝宗先任命他为饶州（治今江西波阳）知州。旋即又把他召至临安，亲以接见，听取他对于国家重大政策的意见。胡铨屡次劝说孝宗要坚决信用张浚主持抗战恢复大计，不要惑于谗言，动摇既定的抗战方针。这一系列忠言谠论，对于孝宗一朝的朝政裨补甚多。然而，孝宗的对金政策也有动摇的一面，对胡铨的意见通常只是口头赞许，实际上并不采纳其意见，反而常常受主和派汤思退等人的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胡铨再次成为反对议和的杰出人物代表，与宰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隆兴元年(1163年)宋金交战，符离(今安徽宿州市)一役宋军大溃，金方趁机要求宋朝割让海、泗、唐、邓四郡(分别为今江苏连云港、盱眙，河南唐河、邓县)。主战派以张浚为首，坚决反对割地。主和派以汤思退之论，于次年罢免张浚相位，命思退作书，许金四郡。这时，胡铨又勇敢的站起来，上书孝宗道：“臣窃以为思退又一秦桧也！思退不去，国体弱矣！”在胡铨精神的感召下，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论思退等奸邪误国，招致敌人，请斩之。前此已被贬官谪居泉州的汤思退闻讯，忧悸而死。胡铨领导的反抗投降运动，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淳熙年间，胡铨见孝倒向主和派 ，自觉无力扭转乾坤，遂有退归田里，保持气节的念头。屡次向孝宗提出辞官退休的请求，皆不获批准。直至淳熙六年(1179年)，胡铨已届78岁高龄，疾病缠身，不能再上朝了，孝宗才准许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退休。次年5月，胡铨病危，弥留之际，仍口授遗表，悖悖期望孝宗“舍己为人，安民和众”，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他自己则愿学习唐代安史之乱时忠贞杀敌、以身殉国的张巡，“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就在忠君爱民、杀敌报国嘱咐声中，胡铨溘然辞世。
气节
绍兴八年(1138)，金国派遣张通古、萧哲二人作为“江南诏谕使”，携带国书，在王伦的陪同下，来到南宋都城临安进行和谈。金使态度极其傲慢，目中无入，对南宋当局百般侮辱。但宋高宗和秦桧熟视无睹，一味苟且偷安，不惜卑躬屈膝与金使议和。此举激起了朝中大多数大臣与全国军民的义愤，纷纷起来反对。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反对议和最为激烈，他上书高宗，对金国议和的阴谋进行揭露，而且要求高宗斩奸佞秦桧、王伦、孙近的头。他还表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宁愿投东海而死，也决不在小朝廷里求活。
胡铨这篇被称为“斩桧书”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是投向卖国弄权者最锋利的匕首。奏疏一经传出，立即产生强烈反响。宜兴进士吴师古迅速将此书刻版付印散发，吏民争相传诵。金人听说此事后，急忙用千金求购此书，读后，君臣大惊失色，连连称“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昏君奸臣当道，忠臣义士是无法得志的。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看到《封事》后，便以“狂妄上书，语出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动、劫持朝廷”的罪名，革去胡铨的官职，并送往昭州(今广西省平乐县)编管。诏令刚出，引起朝中许多正直之士的同情，给事中勾龙如渊、谏议大夫李谊、户部尚书李弥逊、侍御史郑刚中等人纷纷想方设法为胡铨辩解、援救。秦桧迫于无奈，只得改派胡铨去广州监管盐仓。不久，又被贬至新州(今广东新会县)。绍兴十八年(1148)，再次遭贬至吉阳军(今海南省崖县崖城镇)。
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胡铨得到重用。—日，孝宗亲自召见胡铨进京商谈国事。孝宗问：“久闻你喜直谏，你就谈谈该如何执政吧！”胡铨当即提出“修德、结民练兵、观衅”等4点意见。随后，胡铨被加封为吏部郎官。针对当时朝中议和之风，胡铨多次上表予以反对。隆兴二年（1164)，胡铨升任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当时，金兵向商、秦之地进发，楚荆、昭关、滁等地先后失守，只有高邮守臣陈敏顽强地拒敌于射阳湖(今江苏东部)。形势十分危急，胡铨一面上表弹劾拥兵不救的大将李宝，敦促他迅速出师救援；另一方面又亲自带兵上前线抗金。时值严冬腊月，河水冻结，胡铨身先士卒，手持铁锤下河击冰。将士们深受鼓舞，一鼓作气，奋勇作战，终于击退了金兵的入侵。
后代
胡铨的曾祖父胡琏，为胡公霸的曾孙。祖父胡恺，父亲胡载，生母曾氏。从曾祖到父亲，胡氏三代不仕，而以耕读为业。胡载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一试不中就弃而归农了。自胡铨开始，胡氏大振，其子孙多以忠义自勉，并逐渐成为世家大族。胡铨以后，其族人或仕于朝廷，或教于乡里，或以诗文自娱，或力耕自给。当时庐陵胡氏与南宋的一些名家如张拭、李光、杨万里、周必大等人都有较多的交往，因而在这些名人的笔下或多或少能找到胡氏家族的影子。周必大于南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为庐陵胡氏裔孙胡昌龄写的墓志铭中写道：“江西多名士，吉(州)为冠。自古言之，庐陵胡氏为大族。”其族在科举业上相继承递，“秋榜殆无虚榜，它姓莫敢争衡”，尤其是胡铨，“益宏厥家”。
胡铨有兄弟多人。兄胡铸，自幼读书力学，师从名儒萧楚。曾与胡铨一起在乡里洞岩筑精舍，自号蓬山居士。铸子胡浦，字几道，居家以孝友闻名乡里。南宋乾道九年以叔父胡铨的恩荫授迪功郎，监潭州衡山县户部赡军酒库，病故于任所。胡铨的堂弟胡锷，字廉夫；从弟胡镐，字从周，绍兴十五年进士及第，历任新淦县尉、靖州判官、赣县县丞、大理寺主簿等，后出任荆湖南路参议官。
胡铨有5个儿子：胡泳、胡澥、胡浃、胡2*、胡冲。胡冲早夭。胡浃、胡2*官承务郎。长子胡泳，字季水，小字苏郎(取过姑苏而生之意)。6岁时随父亲贬谪新州，记忆力过人，能背诵《春秋》，诗人陈元忠目之为春秋生。后胡铨被流放到琼州，他又随父渡海到贬所，为被贬放琼州的名臣李光所看重，把孙女许配给他为妻。胡铨在海岛聚徒授业，胡泳也受到熏陶。奸臣秦桧死后，胡铨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全家返回内地。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胡泳回到庐陵故里。孝宗隆兴初因奏荐为右承务郎，后调淮西江东总领。次子胡澥，号伯图，以父荫人官，为承务郎，监南岳庙，转任奉议郎，为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大诗人杨万里称他修洁博习，能世其家。
胡铨的孙子有10余人。胡槻，胡永长子、胡铨长孙，宋宁宗嘉定十二年以右文殿修撰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在任4年，有政绩。胡榘，字仲方，胡泳次子。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累官至工
部、兵部尚书，出知福州。宝庆二年，被任命为焕章阁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其他孙子有胡代、胡桯、胡杋、胡楛、胡梃、胡3*、胡机、胡校、胡价、胡构、胡桦、胡檖、胡椅等。
在胡铨家族中，他的叔祖父胡谅一派也较为显赫。胡谅有2个儿子：胡登臣、胡方中。登臣字正平，在其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十九，故胡铨称呼他为十九叔。登臣从学于宋代著名学者刘
龠门下，后来因生病和父母亲去世，便归家闲居，把教子力学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不去参加科举。儿子胡汾，字兼美，3岁丧母。以孝顺继母而为时人称道。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 18年)，释褐授临江军刑曹，有循吏之称。在任澧州教授期间，大力发展学校，使原本只有十多个生员的澧州学宫，成为四方求学者辐凑、闻名远近的地方。后任靖州通判，转官秩为奉议郎。他采取安民政策，使靖州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去世，终年70岁。著有《书解》、《文集》共80卷。有4子，次子胡昌时曾考中进士，季子胡昌言，官右迪功郎、澧州石门县主簿。
胡方中为乡贡进士，娶欧阳氏，生有2子，即胡宗左、胡仔。胡仔字承之，为胡铨族兄。为人坦诚，好善嫉恶，不阿权贵。子胡昌龄，字彦长，曾师从萧楚学习《春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以特奏名进宫静州司户，为政廉洁，受到帅守张拭的赏识。胡宗左有子胡箕，字南斗。年少时便卓尔不群，学贯经史，尤精于《春秋》之学。为文有神，下笔往往数千言，文思如泉涌，曾任迪功郎监南岳庙。著有《春秋三传会例》30卷。
此外，胡铨还有两位侄子胡季怀、胡之武以文学闻于当时。胡季怀，年幼而孤，但能发奋苦读，学业有成，著述十分丰富，有《训子书》(号《明儒方》)、《左氏类编》、《周官类编》、《春秋类例》、《诗集》、《文集》等。胡公武，字莫彦，约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时期，13岁时即成为《春秋》弟子员，成绩名列前茅。他嗜好文学，尤其擅长作诗，晚号学林居士。著有《论语集解》。
宋以后，胡铨的子孙不断繁衍迁徙，散居四方。五世孙胡存与，元初为吉水州判，遂家居吉水东门，自辟一房，称吉水东门胡氏。湖南汝城县三塘胡氏，始迁祖胡国仕，为胡铨的十世孙。先是宋朝末年，胡铨的七世孙胡深斋，从吉安芗城徙居郴州沤东草塘。深斋传3世至胡国仕，再迁居桂阳汇头湖上宅。国仕又3传至觐玉。觐玉有6子，除第3子早夭外，其余5子各为支派，散居邑内各地。胡关一郎徙三塘，关二郎徙石泉，关四郎徙秀溪，关五郎徙奖溪，关六郎徙星岸。从宋末至民国600余年中，胡氏共传34世，丁口达5000余人，为汝城大族。明清及民国，三塘胡氏家族涌现出了不少人才，明代有举人胡源、胡廷芳，有拔贡和岁贡生胡孔易、胡元蒿、胡仕通等。官至教谕、训导一级的有胡天秩、胡满清、胡友文、胡孔相等，担任过知府、府知事一级官职的有胡垲、胡璇。清代比明代更盛，至民国，则出了不少军事、科技人才，如有中将军官胡风璋，少将军官胡湘，有毕业于日本大学的胡昭林，北京大学的胡昭洛，法国政法大学的胡宗腾。三塘胡氏家族是一个耕读、仕宦相结合的典型。
相传古时，这儿是一马平川的河谷地，土地肥沃而物产不丰，原因是河两岸每年都要遭遇几次洪涝袭击。洪水来时，泽国一片，淹没庄稼，冲毁房屋，百姓四处逃荒，灾民苦不堪言。一代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制服洪魔，使百姓免遭洪灾之苦，大家投工投劳，联手在泷江边修筑了一道小小的河堤。胡铨天资聪明，从小笃学，常听其父讲大禹治水的故事，深知家乡民众的疾苦，今闻百姓修堤，年幼的胡铨也为之振奋，经常徒步五六里路去修堤工地，为乡亲们送送茶水，鼓鼓干劲。当胡铨看到不高的河堤就在眼前时，情不自禁跨上堤，对着空旷的田野吟唱开了，倾诉积压心头的怜民之情，抒发爱乡之感。说也奇怪，胡铨走过的这段河堤竟慢慢“长”高了些许。民工们见此情景，连忙跪下惊呼：“文曲星下凡了……！”岂料，胡铨却摸不着头脑，吓得赶紧跳下堤来，逃也似地离去。
胡铨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下，能诗善赋，出口成文，说出的话像先天造就，有很强的预见性，且能美梦成真。邻里乡亲都说他才学超众，金口玉言，日后定是栋梁之材。一次他经河堤去当时属吉水的富滩做客，巧遇一位云游的和尚去富滩上游的龙王庙取经。两人同行于刚修的这段矮堤上。该和尚见堤虽长但不高，便随意道：“抬脚在庐陵（即吉安县），落地是吉水”。胡铨由衷敬佩乡亲们的劳动，但见和尚睥睨河堤，很是不满，可又不好与父辈年龄相仿的和尚争辩，也脱口一句：“去时跨长堤，返期攀天梁”来回敬和尚。和尚见小小年纪的胡铨出口不凡，庄重而不失体面，尊重而不失矜持，内心喜欢上了这小胡铨。一路上两人一唱一和，谈天说地，见物话物，遇人谈人，就事论事，畅抒己见，忘年之交随之结成。
这天晚上睡到半夜，胡铨做了个神奇的梦，只见星光灿烂的天际突然间乌云涌来，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有倒海倾江之势，具天翻地覆之态。睡梦中胡铨见两路天兵天将为争夺空间势力范围，在天际间大动干戈，直打得天昏地暗，人仰马翻，还各不相让，最后把天堂大殿上的一根梁木给掀了下来，天堂大厦顷刻坍塌。过了很久，梁木落在河堤上，顿觉地动山摇，震撼环宇。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河堤变成了大山，堤下良田变成了梯田，山间水塘变成为山中小湖，山上林木繁茂，郁郁葱葱，山间鸟语花香，流水潺潺，好一个世外桃源美景展现在眼前。
胡铨一觉醒来，甚感奇怪，便将梦境告诉村民。大伙结伴赶到河堤边去察看，果如胡铨所述，哪里有什么河堤，分明是一座真真实实的大山，百姓们便将它称作“天梁山”。此名一直留传至今。天梁山不仅能夏抵涛挡洪，冬抗滚滚寒流，还为当地提供了森林资源。据说1945年已投降的日本鬼子顺天梁山脚而行，天梁山像一块天然屏障挡住了鬼子东进北行之路，使山北的百姓免遭鬼子的兽行骚扰。天梁山成了百姓眼中的宝山。
十年后，胡铨乡试中举。忘年之交的和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更认为胡铨绝非凡人，并对早年小看河堤之事内疚不已，为表愧意而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寺庙，并自为第一任主持。诚心的和尚把寺庙操持得有模有样，远近闻名，因此四面香客络绎不绝，八方骚人蜂拥而至，香火盛极一时。
胡铨的—生是忠诚的、正直的、爱国的—生，正如他在《乾道三年九月宴罢》一诗中所写：“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胡铨被流放23年，但始终坚持抗金、反对议和，爱国之情长存，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事迹和精神当与岳飞、文天祥一样，永垂青史。为了纪念胡铨，人们把他与欧阳修、杨邦义、周必大同誉为“庐陵四忠”，并修有胡忠简公祠、“五公祠”等。
胡铨的一生，始终坚持抗金，反对议和。为了保全国家的完整，人民生活的安宁，他不辞辛苦，上下奔波，胡铨的这种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在广大人民心中永不磨灭。胡铨晚年定居家乡青原山南麓。死后，谥“忠简”。著有《澹庵文集》100卷、《澹庵词集》。2000年元月，江西省的新闻媒体搞了一次很有价值的“千年回眸”，选评本省千年之中最杰出的十位历史名人。胡铨被评为“脖子最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