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翻译及注释
翻译一
事情的发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后将会发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翻译二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释
①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②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③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④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
⑤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⑥忮(zhì):嫉恨。
⑦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⑧眩(xuàn):通“炫”,惑乱。
⑨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辨奸论鉴赏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辨奸论赏析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辨奸论创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闲适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 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辨奸论题解
《辨奸论》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
《辨奸论》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论》作者尚有争议。旧说以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经清人考证,又定为宋人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
辨奸論翻譯及注釋
翻譯一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天下隻有表現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後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著將要刮風,房屋的石柱返潮濕潤預示著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麽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這是什麽原因呢?這是由於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利害關係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說:“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說:“這個人一旦得誌,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來,王衍之為人,從容貌和談吐上,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但是他不妒忌別人,不貪圖錢財,隻是隨大流。如果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昏君,當政者即使隻是一個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個王衍這樣的人,又怎能擾亂天下呢?盧杞那樣的奸詐,確實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蒙蔽社會,如果不是遇到德宗這樣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所作的預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現在有人嘴裏背誦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和不得誌的士人,相互製造輿論,私下裏互相標榜,以為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然而他們為人陰險狠毒,和一般人的誌趣不同。這是把王衍和盧杞合成一個人了。他在社會上釀造的禍害還能說得完嗎?臉麵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這本是人之常情。現在他卻不是這樣,身穿奴仆的衣服,吃豬狗的食物,頭發蓬亂得像囚犯,表情哭喪著像家裏有人去世,卻在那裏大談《詩》《書》,這難道說是人的真實的心情嗎?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之輩,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此人借助當世享有盛名之力,來促成他尚未形成氣候的禍患。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君主,敬重賢才的宰相,也還是會選拔並重用他的。這樣,他將成為天下的禍患,是必定無疑的了,這就不隻是王、盧二人所能比擬的。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並沒有顯赫的功勳。”如果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麽我的話就有些過頭了,而此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誰又能知道禍患會達到上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要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會獲取卓有遠見的名聲,那就太可悲了!
翻譯二
事情的發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隻有天下最冷靜的有修養的人,才能從細微的變化中預知發展的結果。月亮周圍起暈,將要刮風,屋柱石礎返潮,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間事情的發展變化,道理情勢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難知、變化莫測的程度,怎能與天地陰陽之事相比呢?而賢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麽緣故呢?是愛憎的感情擾亂了他們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慮影響了他們的行為。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後,就說:“將來貽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這個人。”郭子儀見到盧杞後,就說:“這個人如果得誌,我的子孫就會一個也留不下來。”從今天的情況分析起來,那道理確實是可以預見的。依我看來,王衍這個人,容貌言語方麵,確實有欺世盜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別人,不妄求,隻是隨波逐流,假使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呆子,哪怕僅是一個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個像王衍這樣的人,又怎麽能把天下搞亂呢?盧杞的奸險,固然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麽會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的預言,或許也未必一定如此。
現在有個人,口中說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招納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誌的人,共同製造輿論、自我標榜,(把自己)說成是顏淵再世孟軻複生,實際上卻居心叵測,陰險狠毒,與一般人的誌趣不同。這人是把王衍、盧杞合於一身了,他造成的禍害難道可以用語言形容嗎?麵孔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服,這是人之常情。現在(這個人)卻不是這樣,穿奴仆穿的衣服,吃豬狗吃的食物,頭發蓬亂像囚徒一樣,滿麵灰塵像居喪一樣,卻大談詩書,這難道是他的真性情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用蓋世的好名聲,來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禍患,雖然有想把國家治好的君主,愛好賢才的宰相,還是會舉薦他,任用他的。那麽他成為天下的禍患,將是必然而沒有疑問的,這就不隻是王、盧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並無顯赫的功勳。”假使這人不被重用,那麽我的話就說錯了,而這個人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歎。誰能知道禍患將會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這樣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將要遭受到他的禍害,而我會獲得能見微知著、察言識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釋
①靜者:指能夠冷靜地觀察周圍事物而做出合理結論的賢人。
②天地陰陽之事:指自然現象。古人認為自然界有陰陽二氣,二氣交互發生作用,便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變化。
③賢者:舊說以為是影射歐陽修。據史書記載,曾鞏曾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的文章,歐陽修大加讚賞,並幫助王安石考取了進士。
④山巨源:山濤(205—283),字巨源,晉初人,任吏部尚書,為當時的“竹林七賢”之一。他喜好評論人物,對王衍的評價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晉初人,任尚書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貢。當時晉室諸王擅權,他周旋於諸王間,唯求自全之計,後死於戰亂之中。
⑤郭汾陽:即郭子儀(697—781),唐華州(今屬陝西)人,累官至太尉、中書令,曾平定安史之亂,破吐蕃,以一身係國家安危者二十年,後封為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盧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縣一帶)人,唐德宗時任宰相,搜刮民財,排斥異己。杞相貌醜陋,好口辯。後被貶職死於外地。
⑥忮(zhì):嫉恨。
⑦惠帝:晉惠帝(290—306在位),晉開國君主司馬炎之子,以癡呆聞名。他在位時不理朝政,大權旁落,終導致“八王之亂”,晉室隨之衰敗。
⑧眩(xuàn):通“炫”,惑亂。
⑨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儀的兵權,重用盧杞,導致朝政紊亂。
辨奸論鑒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曆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嗬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歎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餘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並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辨奸論賞析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屢見於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辨奸論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閑適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誌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測規律,作為理論基礎。然後以山巨源預見王衍、郭子儀預見 盧杞為例證,類比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的行為”不近人情“,進而推導出王安石得誌必為奸臣、為害國家的結論。這種以人的生活習慣和個別缺點來判斷其政治品質的邏輯,是非常錯誤的。這種影射咒罵、攻擊人身的寫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辨奸論題解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隻要能夠仔細觀察並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曆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並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後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托蘇洵之名的偽作。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