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梢青·岳阳楼注释
袖剑飞吟：相传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留诗于壁上，曰：“朝游百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青蛇”，指剑。“袖剑”即“袖里青蛇”之意。“飞吟”，即“朗吟飞过”之意。作者即以吕洞宾的行动自比。
洞庭青草：青草湖是洞庭湖的一部分，二湖相通，总称洞庭湖。
一快披襟：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
君山：在洞庭湖。
柳梢青·岳阳楼鉴赏
戴复古一生潦倒，浪迹江湖，足迹所至，常有吟咏。他远离官场，有相对自由的心灵和超脱的情怀，用不着蝇营狗苟，所以内心有更大空间容纳祖国的奇山异水，又时刻不忘抗金复国大业。登临之际，他的爱国豪情油然而生。这首登临岳阳楼之作即是如此。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指剑）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戴复古浪迹南北，兼有豪迈胸怀，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相似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与那些浅斟低唱的形象大不相同。“洞庭青草，秋水深深”，青草，湖名，是洞庭湖的一部分。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作者只用“深深”二字，极凝练地概括出了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花凋零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作者的苍凉胸怀相映衬。
“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言其深邃，此句表其广袤，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塑造出一个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超旷、洒脱，豪情满怀的词人兼爱国者形象。“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作者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不携酒的原因是无人共斟，冷静道来，中有无限孤寂感伤之情。
此过片处实乃转折之处，纵览全词，上片写美景游情，下片抒兴废之叹，两片情感有异。但这两句转折得很自然，达到了“发起别意”的目的，算得上“才高者”的杰作。“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揭破主题。戴复古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践踏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统治者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有谁能共饮作者之酒呢？
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作者真正关切的地方，而正因为这个“变”字，作者也才由眼前美景联想到国家命运，进而感物伤怀的。南宋词人中有很多受到了辛弃疾的影响，戴复古在《望江南》词中说：“歌辞体儿有稼轩风”，可见他也有意学稼轩。但他的学习不是模仿，他没有稼轩参加抗金斗争的真切体验，但他长期身处下层，历尽沧桑，抗金复国的要求因而特别强烈，这使得他在审美体验上向稼轩靠拢，常常抒发今古茫茫的感慨，如本词的“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但都是审美境界的自然展现，而不是生硬的模仿照搬。
柳梢青·岳阳楼创作背景
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石屏樵隐，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出生在天台道黄岩县南塘屏山(明宪宗成化五年分黄岩南三乡设立太平县，即今之温岭市新河塘下)的一个穷书生之家。
他的父亲戴敏才，自号东皋子，是一位“以诗自适，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楼钥《戴式之诗集，序》)的硬骨头诗人，一生写了不少诗，但留下来的很少。曾写过相当有名的《赋小园》诗，又有名句：“人行踯躅江边路”为编《诗人玉眉》的魏庆之所赏识，在当时东南诗坛上颇有声誉。他在临终前还对亲友说：“我已病入膏肓了，不久将辞世，可惜儿子太小，我的诗将要失去传人。”可见他对诗真到了入迷的程度。
戴复古不但继承乃父的诗迷，也继承了乃父的风格，并予发扬光大，俨然成一派首领。更可贵者，他一如乃父，不肯作举子业，宁愿布衣终身。他耿介正直，不吹拍逢迎，不出卖灵魂而求功名利禄，也与乃父一样，终穷而不悔。在南宋那纸醉金迷的时代里，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
戴复古的时代，正是“山河破碎风飘絮”，南宋小王朝偏安一隅，苟且求存的时代。如果说赵构在临安立足之初，尚有南方各路勤王部队，北方也到处有抗金义军的烽火，但到第二代孝宗时，由于赵构的不抵抗主义，失望的失望，覆灭的覆灭，统治集团又腐败无能，早已安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小朝廷生活了。戴复古就生于这第二代小王朝之时，碰上这样的时代，辛弃疾、陆游等尚被闲置，何况一个无名后生，所以即使戴复古“负奇尚气，慷慨不羁 ”(元·贡师泰《石屏集》序)，空怀一腔忠心报国的男儿热血，又哪里有用武之地呢! 由于南宋的偏安，使台州成为东南沿海的既接近京畿又较为安定的后方，这使偏远、闭塞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得以迅速的繁荣。特别在文化上，从唐朝郑虔启蒙以来，到这时才有一大批著名文人学者如朱熹、唐仲友、赵汝愚、尤袤、岳珂等，来到台州，并任要职，把台州文化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朱熹等人又极为重视教育，到处办书院，四出讲学，因而科举之风日盛，中举之人空前增加。南宋153年间，台州考中进士的有550人，状元一人，所以明代著名的台州人士谢铎说：“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石屏集·序》)
柳梢青·嶽陽樓注釋
袖劍飛吟：相傳呂洞賓三醉嶽陽樓，留詩於壁上，曰：“朝遊百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嶽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青蛇”，指劍。“袖劍”即“袖裏青蛇”之意。“飛吟”，即“朗吟飛過”之意。作者即以呂洞賓的行動自比。
洞庭青草：青草湖是洞庭湖的一部分，二湖相通，總稱洞庭湖。
一快披襟：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君山：在洞庭湖。
柳梢青·嶽陽樓鑒賞
戴複古一生潦倒，浪跡江湖，足跡所至，常有吟詠。他遠離官場，有相對自由的心靈和超脫的情懷，用不著蠅營狗苟，所以內心有更大空間容納祖國的奇山異水，又時刻不忘抗金複國大業。登臨之際，他的愛國豪情油然而生。這首登臨嶽陽樓之作即是如此。
“袖劍飛吟”，據《唐才子傳》記載，呂洞賓嚐飲嶽陽樓，醉後留詩曰：“朝遊南浦暮蒼梧，袖裏青蛇（指劍）膽氣粗。三入嶽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戴複古浪跡南北，兼有豪邁胸懷，與呂洞賓詩中所表現的氣質有相似之處。這裏借用來抒發自己壯遊洞庭的情懷，一開始就樹立了一個飄泊江湖的詞人形象，與那些淺斟低唱的形象大不相同。“洞庭青草，秋水深深”，青草，湖名，是洞庭湖的一部分。八百裏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稱，這裏作者隻用“深深”二字，極凝練地概括出了它的特征。詞篇至此，氣象也更為開闊。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單點明登樓時令，還以秋日多風和入秋百花凋零為下文“一快披襟”、“變盡人間”作鋪墊，同時又與作者的蒼涼胸懷相映襯。
“萬頃波光”仍寫洞庭：“秋水深深”言其深邃，此句表其廣袤，兩相配合，極見情致。“嶽陽樓上，一快披襟”，塑造出一個獨立樓頭、任風吹開衣襟的超曠、灑脫，豪情滿懷的詞人兼愛國者形象。“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僅是因為有風，更重要的還由於深深秋水和萬頃波光的感染。總起來看，上片詞風豪中帶逸，作者登樓的快意在這裏得到了有力發揮。
下片開始，詞人筆鋒陡轉，“快”意頓生波瀾：“不須攜酒登臨。問有酒、何人共斟”，不攜酒的原因是無人共斟，冷靜道來，中有無限孤寂感傷之情。
此過片處實乃轉折之處，縱覽全詞，上片寫美景遊情，下片抒興廢之歎，兩片情感有異。但這兩句轉折得很自然，達到了“發起別意”的目的，算得上“才高者”的傑作。“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揭破主題。戴複古生活在南宋後期，其時收複北方領土已經無望，南方的偏安局麵也在風雨飄搖之中。所以詞人麵對“自古如今”巋然不動的“一點”君山，難免要想起備受踐踏的“偌大”中國。可是當時的統治者流連光景、或苟且度日，有誰能共飲作者之酒呢？
由此可見上文的“不須攜酒”幾字包含著無限感慨，而這裏的“變盡人間”實為振起全篇的關鍵：因為隻有“人間”才是作者真正關切的地方，而正因為這個“變”字，作者也才由眼前美景聯想到國家命運，進而感物傷懷的。南宋詞人中有很多受到了辛棄疾的影響，戴複古在《望江南》詞中說：“歌辭體兒有稼軒風”，可見他也有意學稼軒。但他的學習不是模仿，他沒有稼軒參加抗金鬥爭的真切體驗，但他長期身處下層，曆盡滄桑，抗金複國的要求因而特別強烈，這使得他在審美體驗上向稼軒靠攏，常常抒發今古茫茫的感慨，如本詞的“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但都是審美境界的自然展現，而不是生硬的模仿照搬。
柳梢青·嶽陽樓創作背景
戴複古，字式之，號石屏，石屏樵隱，於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出生在天台道黃岩縣南塘屏山(明憲宗成化五年分黃岩南三鄉設立太平縣，即今之溫嶺市新河塘下)的一個窮書生之家。
他的父親戴敏才，自號東皋子，是一位“以詩自適，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樓鑰《戴式之詩集，序》)的硬骨頭詩人，一生寫了不少詩，但留下來的很少。曾寫過相當有名的《賦小園》詩，又有名句：“人行躑躅江邊路”為編《詩人玉眉》的魏慶之所賞識，在當時東南詩壇上頗有聲譽。他在臨終前還對親友說：“我已病入膏肓了，不久將辭世，可惜兒子太小，我的詩將要失去傳人。”可見他對詩真到了入迷的程度。
戴複古不但繼承乃父的詩迷，也繼承了乃父的風格，並予發揚光大，儼然成一派首領。更可貴者，他一如乃父，不肯作舉子業，寧願布衣終身。他耿介正直，不吹拍逢迎，不出賣靈魂而求功名利祿，也與乃父一樣，終窮而不悔。在南宋那紙醉金迷的時代裏，這確乎是難能可貴的。
戴複古的時代，正是“山河破碎風飄絮”，南宋小王朝偏安一隅，苟且求存的時代。如果說趙構在臨安立足之初，尚有南方各路勤王部隊，北方也到處有抗金義軍的烽火，但到第二代孝宗時，由於趙構的不抵抗主義，失望的失望，覆滅的覆滅，統治集團又腐敗無能，早已安於“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小朝廷生活了。戴複古就生於這第二代小王朝之時，碰上這樣的時代，辛棄疾、陸遊等尚被閑置，何況一個無名後生，所以即使戴複古“負奇尚氣，慷慨不羈 ”(元·貢師泰《石屏集》序)，空懷一腔忠心報國的男兒熱血，又哪裏有用武之地呢! 由於南宋的偏安，使台州成為東南沿海的既接近京畿又較為安定的後方，這使偏遠、閉塞的經濟文化落後地區，得以迅速的繁榮。特別在文化上，從唐朝鄭虔啟蒙以來，到這時才有一大批著名文人學者如朱熹、唐仲友、趙汝愚、尤袤、嶽珂等，來到台州，並任要職，把台州文化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朱熹等人又極為重視教育，到處辦書院，四出講學，因而科舉之風日盛，中舉之人空前增加。南宋153年間，台州考中進士的有550人，狀元一人，所以明代著名的台州人士謝鐸說：“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榮者，何限!”(《石屏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