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翻译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梅圣俞诗集序穷而后工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梅圣俞诗集序艺术特色
1．以“穷而后工”旨意统领全文。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终扣住“穷”、“工”二字，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这是颇具匠心的。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写生平着眼“穷”，写创作着眼“工”，因穷而后工，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第三、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其中有赞美，有喟叹：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工”，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穷”。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虽欲紧扣“穷工”，却并不急切、黏滞；虽是写成书过程，却又总是不忘记“穷工”。这就是不即不离、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
2．行文起伏跌宕，长于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说理先设对立面。作者本可一上来就正面展开对“穷而后工”的论说，但那样就会过于平板。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流行观点，然后通过辨析这一观点的不确切，顺势展开论说，从而很自然地得出“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结论。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证明论点。为了突出梅诗之“工”，作者先说他自幼出语惊人，这是铺垫手法；次说他的文章“简古纯粹”，但人们却只知其诗，这是以文之美来衬托诗之工；再说“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这是借公众的推崇来赞扬梅诗之工；接着又写到王文康公对梅诗的赞叹，这是借名人名言来旁证；最后还通过作者自己对梅诗的热爱来侧面烘托梅诗之工。三是虚实并举，大起大落写感慨。文章在写完梅诗之工后，有感而发，顺势而带出感慨。为了充分表达这感慨，作者先通过虚设，写其若能“幸得用于朝廷”，则必将功德宏伟，这是大起大扬；后文突转，通过实写，叹其终不得志，久而将老，令人悲从中来，这是大抑大落。一虚一实，一起一落，不仅正反对举，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备至。
梅圣俞诗集序写作背景
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在理论上，他注重诗的政治内容，并认为写诗须“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这一审美创造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为梅尧臣的诗集作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尧臣在矫正宋初浮艳诗风方面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宣扬自己“穷而后工”的文学主张。
梅圣俞诗集序层次结构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先从辨析“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观点人手；接着阐明：凡“传世”之诗，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最后顺势得出结论；穷而后工。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其诗。分三层：首层述其生平，突出一个“穷”字；第二层评其诗文，突出一个“工”字；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将老，可悲，这悲的底蕴还是“穷”和“工”。可以说，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用事实证明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整理、编次、作序过程。这是‘“序”应有的内容。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爱重，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梅聖俞詩集序翻譯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於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於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於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鬱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即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歎，而寫出了人所難於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並非寫詩使人窮困潦倒，大概是窮困潦倒後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輕時由於蔭襲補為下級官吏，屢次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製，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鬱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苟且取悅於世人，因此世人隻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聖俞請教。聖俞也把自己不得誌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泄，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歎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了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於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誌，隻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窮苦愁悶的感歎。社會上隻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歎息嗎？
聖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經酷愛聖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為它分類編排，就為之作序並保存起來。
從那以後過了十五年，聖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為他寫好了墓誌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為十五卷。啊，我對聖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複。
廬陵歐陽修序。
梅聖俞詩集序窮而後工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曆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於作者提出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鬆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誌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後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餘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雲：“古詩雲：‘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麵闡發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這裏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鬱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將以上三個層麵聯係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鬱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於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後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於人生的窮困鬱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於文學創作本源論的係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麽？這三說都是聚焦於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係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後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麵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
梅聖俞詩集序藝術特色
1．以“窮而後工”旨意統領全文。文章一開頭就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從而形成一個高屋建瓴的主旨，並始終扣住“窮”、“工”二字，將序中應有的其他內容都貫穿起來，這是頗具匠心的。第二段寫梅聖俞的生平和創作，寫生平著眼“窮”，寫創作著眼“工”，因窮而後工，可謂首段說理的實例演繹。第三、四段雖然是寫詩集的成書過程，但其間處處流露著作者對梅聖俞其人其詩的愛重，可以看作是對梅詩之工的側麵襯托。其中有讚美，有喟歎：讚美的指向還是其詩之“工”，喟歎的指向還是其人之“窮”。而且作者行文的好處在於：雖欲緊扣“窮工”，卻並不急切、黏滯；雖是寫成書過程，卻又總是不忘記“窮工”。這就是不即不離、從容不迫的大家手筆。
2．行文起伏跌宕，長於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麵：一是說理先設對立麵。作者本可一上來就正麵展開對“窮而後工”的論說，但那樣就會過於平板。於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流行觀點，然後通過辨析這一觀點的不確切，順勢展開論說，從而很自然地得出“窮而後工”、“愈窮愈工”的結論。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證明論點。為了突出梅詩之“工”，作者先說他自幼出語驚人，這是鋪墊手法；次說他的文章“簡古純粹”，但人們卻隻知其詩，這是以文之美來襯托詩之工；再說“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這是借公眾的推崇來讚揚梅詩之工；接著又寫到王文康公對梅詩的讚歎，這是借名人名言來旁證；最後還通過作者自己對梅詩的熱愛來側麵烘托梅詩之工。三是虛實並舉，大起大落寫感慨。文章在寫完梅詩之工後，有感而發，順勢而帶出感慨。為了充分表達這感慨，作者先通過虛設，寫其若能“幸得用於朝廷”，則必將功德宏偉，這是大起大揚；後文突轉，通過實寫，歎其終不得誌，久而將老，令人悲從中來，這是大抑大落。一虛一實，一起一落，不僅正反對舉，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備至。
梅聖俞詩集序寫作背景
北宋詩人梅堯臣（字聖俞）一生頗不得意。詩作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風格平淡樸實，有矯正宋初靡麗傾向之意，對宋代詩風的轉變有倡導和力行之功，甚受陸遊等人的推重。在理論上，他注重詩的政治內容，並認為寫詩須“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這一審美創造思想對後世影響頗大。他為梅堯臣的詩集作序，一方麵是肯定梅堯臣在矯正宋初浮豔詩風方麵的功績，另一方麵也是借以宣揚自己“窮而後工”的文學主張。
梅聖俞詩集序層次結構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文學創作理論。先從辨析“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觀點人手；接著闡明：凡“傳世”之詩，皆仕途窮困者長期積優感憤、然後興於怨刺的產物；最後順勢得出結論；窮而後工。
第二段寫梅堯臣其人、其詩。分三層：首層述其生平，突出一個“窮”字；第二層評其詩文，突出一個“工”字；第三層感歎其懷才而不得用於世，將老，可悲，這悲的底蘊還是“窮”和“工”。可以說，這第二段是以梅堯臣為例，用事實證明了“窮而後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堯臣詩集的搜集、整理、編次、作序過程。這是‘“序”應有的內容。從中亦可看出歐陽修對梅堯臣其人、其詩的愛重，從側麵烘托梅詩之工。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本文一開頭就闡發的“窮而後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