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翻译及注释
翻译
关东的仗义之士都起兵讨伐那些凶残的人。
最初约会各路将领订盟，同心讨伐长安董卓。
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队汇合以后，因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
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袁绍的堂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
由于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
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想到这里令人极度哀伤。
注释
⑴关东：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以东。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州郡将领。
⑵讨群凶：指讨伐董卓及其党羽。
⑶初期：本来期望。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时曾在此大会八百诸侯，此处借指本来期望关东诸将也能像武王伐纣会合的八百诸侯那样同心协力。
⑷乃心：其心，指上文“义士”之心。咸阳：秦时的都城，此借指长安，当时献帝被挟持到长安。
⑸力不齐：指讨伐董卓的诸州郡将领各有打算，力量不集中。齐：一致。
⑹踌躇：犹豫不前。雁行（háng）：飞雁的行列，形容诸军列阵后观望不前的样子。此句倒装，正常语序当为“雁行而踌躇”。
⑺嗣：后来。还：同“旋”，不久。自相戕（qiāng）：自相残杀。当时盟军中的袁绍、公孙瓒等发生了内部的攻杀。
⑻淮南句：指袁绍的异母弟袁术于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立为帝。
⑼刻玺句：指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谋废献帝，想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并刻制印玺。玺，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用的印章。
⑽铠甲句：由于长年战争，战士们不脱战服，铠甲上都生了虱子。铠甲，古代的护身战服。铠，就是甲。虮，虱卵。
⑾万姓：百姓。以：因此。
⑿生民：百姓。遗：剩下。
蒿里行创作背景
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何进等谋诛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杀；袁绍袁术攻杀宦官，朝廷大乱；董卓带兵进京，驱逐袁绍、袁术，废除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献帝），自己把持了政权。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袁术、韩馥、孔伷等东方各路军阀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威将军，联兵西向讨董卓。然而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当董卓领兵留守洛阳以拒关东之师时，各路人马都逡巡不前，惟恐损失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据史载，当时无人敢于率先与董卓交锋，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虽然战事失利，但体现了曹操的胆识与在这历史动荡中的正义立场。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的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极大破坏。此诗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
蒿里行赏析
这首《蒿里行》可以说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说明了此诗与《薤露行》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不同。《蒿里》也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因此，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写汉朝王室的倾覆，那么，《蒿里行》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道：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馀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中戛然而止。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正因为此诗实录当时事实并由诗人直抒胸臆，故全诗用了简洁明了的白描手法，无意于词句的雕凿粉饰，而以明快有力的语言出之，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四句，明白如话，一气直下，将关东之师初起时的声势与正义刻画殆尽，自己的爱憎也于此鲜明地表现出来。又如“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等语描写联军将领的各怀私心，逡巡不前，可谓入木三分。对于袁绍等军阀的讥刺与抨击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步表现的，起先称之为“义士”，并指出“乃心在咸阳”，意在恢复汉祚，然自“踌躇而雁行”已逗出其军心不齐和怯懦畏战的弊端。然后写其各为势利而争、发展到自相残杀,最后点明其称帝野心，可谓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语言写来，令人感到诗人抑捺不住的真实感情，而军阀懦弱而丑恶的嘴脸已跃然纸上。至于诗人感情的强烈，也完全由明畅的语言冲口而出，如写白骨蔽野，千里无人，都以直陈其事的方式说出，最后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出胸臆，无一丝造作之意，可视为诗人心声的自然表露。
蒿裏行翻譯及注釋
翻譯
關東的仗義之士都起兵討伐那些凶殘的人。
最初約會各路將領訂盟，同心討伐長安董卓。
討伐董卓的各路軍隊匯合以後，因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齊一，互相觀望，誰也不肯率先前進。
勢利二字引起了諸路軍的爭奪，隨後各路軍隊之間就自相殘殺起來。
袁紹的堂弟袁術在淮南稱帝號，袁紹謀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璽。
由於戰爭連續不斷，士兵長期脫不下戰衣，鎧甲上生滿了蟣虱，眾多的百姓也因連年戰亂而大批死亡。
屍骨曝露於野地裏無人收埋，千裏之間沒有人煙，聽不到雞鳴。
一百個老百姓當中隻不過剩下一個還活著，想到這裏令人極度哀傷。
注釋
⑴關東：函穀關（今河南靈寶西南）以東。義士：指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州郡將領。
⑵討群凶：指討伐董卓及其黨羽。
⑶初期：本來期望。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縣南）。相傳周武王伐紂時曾在此大會八百諸侯，此處借指本來期望關東諸將也能像武王伐紂會合的八百諸侯那樣同心協力。
⑷乃心：其心，指上文“義士”之心。鹹陽：秦時的都城，此借指長安，當時獻帝被挾持到長安。
⑸力不齊：指討伐董卓的諸州郡將領各有打算，力量不集中。齊：一致。
⑹躊躇：猶豫不前。雁行（háng）：飛雁的行列，形容諸軍列陣後觀望不前的樣子。此句倒裝，正常語序當為“雁行而躊躇”。
⑺嗣：後來。還：同“旋”，不久。自相戕（qiāng）：自相殘殺。當時盟軍中的袁紹、公孫瓚等發生了內部的攻殺。
⑻淮南句：指袁紹的異母弟袁術於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壽春（今安徽壽縣）自立為帝。
⑼刻璽句：指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紹謀廢獻帝，想立幽州牧劉虞為皇帝，並刻製印璽。璽，印，秦以後專指皇帝用的印章。
⑽鎧甲句：由於長年戰爭，戰士們不脫戰服，鎧甲上都生了虱子。鎧甲，古代的護身戰服。鎧，就是甲。蟣，虱卵。
⑾萬姓：百姓。以：因此。
⑿生民：百姓。遺：剩下。
蒿裏行創作背景
公元189年（東漢中平六年），漢靈帝死，少帝劉辯即位，何進等謀誅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殺；袁紹袁術攻殺宦官，朝廷大亂；董卓帶兵進京，驅逐袁紹、袁術，廢除劉辯，另立劉協為帝（獻帝），自己把持了政權。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袁術、韓馥、孔伷等東方各路軍閥同時起兵，推袁紹為盟主，曹操為奮威將軍，聯兵西向討董卓。然而這支聯軍中的眾將各懷私心，都想借機擴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齊心合力，一致對付董卓。當董卓領兵留守洛陽以拒關東之師時，各路人馬都逡巡不前，惟恐損失了自己的軍事力量。據史載，當時無人敢於率先與董卓交鋒，曹操對聯軍的駐兵不動十分不滿，於是獨自引領三千人馬在滎陽迎戰了董卓部將徐榮，雖然戰事失利，但體現了曹操的膽識與在這曆史動蕩中的正義立場。不久，討伐董卓的聯軍由於各自的爭勢奪利，四分五裂，互相殘殺起來，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紹、韓馥、公孫瓚等部，從此開始了漢末的軍閥混戰，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會經濟極大破壞。此詩即是對這一曆史事件的反映。
蒿裏行賞析
這首《蒿裏行》可以說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東樹的《昭昧詹言》中說：“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哀歌也。《薤露》哀君，《蒿裏》哀臣，亦有次第。”就說明了此詩與《薤露行》既有聯係，又各有側重不同。《蒿裏》也屬樂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說過：“《薤露》送王公貴人，《蒿裏》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因此，如果說《薤露行》主要是寫漢朝王室的傾覆，那麽，《蒿裏行》則主要是寫諸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釀成喪亂的曆史事實。
此詩前十句勾勒了這樣的曆史畫卷：關東各郡的將領，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準備興兵討伐焚宮、毀廟、挾持獻帝、遷都長安、荒淫兀恥、禍國殃民的董卓。當時各郡雖然大軍雲集，但卻互相觀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懷鬼胎，為了爭奪霸權，圖謀私利，竟至互相殘殺起來。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詩人對袁紹兄弟陰謀稱帝、鑄印刻璽、借討董卓匡扶漢室之名，行爭霸天下稱孤道寡之實給予了無情的揭露，並對因此造成的戰亂感到悲憤。詩中用極凝練的語言將關東之師從聚合到離散的過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成為曆史的真實記錄。然而，曹操此詩的成功與價值還不僅在此，自“鎧甲生蟣虱”以下，詩人將筆墨從記錄軍閥紛爭的事實轉向描寫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在揭露軍閥禍國殃民的同時，表現出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國事的關注和擔憂，這就令詩意超越了一般的記事，而反映了詩人的憂國憂民之心。
連年的征戰，使得將士長期不得解甲，身上長滿了蟣子、虱子，而無辜的百姓卻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滿山遍野堆滿了白骨，千裏之地寂無人煙，連雞鳴之聲也聽不到了，正是滿目瘡痍，一片荒涼淒慘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後詩人感歎道：在戰亂中幸存的人百不餘一，自己想到這些慘痛的事實，簡直肝腸欲裂，悲痛萬分。詩人的感情達到高潮，全詩便在悲愴憤懣的情調中戛然而止。
此詩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會災難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現了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還是從他隨袁紹討伐董卓始，故此詩中所寫的事實都是他本人的親身經曆，較之《薤露行》中所述諸事，詩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認識，故詩中反映的現實更為真切，感情更為強烈。如最後兩句完全是詩人目睹兵連禍結之下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的真實情境而產生的感時憫世之歎。劉勰評曹氏父子的詩曾說：“誌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文心雕龍·樂府》）鍾嶸評曹操的詩也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詩歌感情沉鬱悲愴的特點。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詩讀來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愴，故造成了其詩沉鬱頓挫、格高調響的悲壯氣勢。這首《蒿裏行》即是極為典型的例子。故陳祚明說：“孟德所傳諸篇，雖並屬擬古，然皆以寫己懷來，始而憂貧，繼而憫亂，慨地勢之須擇，思解脫而未能，亹亹之詞，數者而已。”（《采菽堂古詩選》）可見曹操詩歌抒憂寫憤的特征已為前人所注重。
正因為此詩實錄當時事實並由詩人直抒胸臆，故全詩用了簡潔明了的白描手法，無意於詞句的雕鑿粉飾，而以明快有力的語言出之，如“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鹹陽”四句，明白如話，一氣直下，將關東之師初起時的聲勢與正義刻畫殆盡，自己的愛憎也於此鮮明地表現出來。又如“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等語描寫聯軍將領的各懷私心，逡巡不前，可謂入木三分。對於袁紹等軍閥的譏刺與抨擊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而逐步表現的，起先稱之為“義士”，並指出“乃心在鹹陽”，意在恢複漢祚，然自“躊躇而雁行”已逗出其軍心不齊和怯懦畏戰的弊端。然後寫其各為勢利而爭、發展到自相殘殺,最後點明其稱帝野心，可謂如層層剝筍，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語言寫來，令人感到詩人抑捺不住的真實感情，而軍閥懦弱而醜惡的嘴臉已躍然紙上。至於詩人感情的強烈，也完全由明暢的語言衝口而出，如寫白骨蔽野，千裏無人，都以直陳其事的方式說出，最後說“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直出胸臆，無一絲造作之意，可視為詩人心聲的自然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