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翻译及注释
翻译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注释
①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积聚。
⑤兼胜：都好，同样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样子。
⑧蹶：挫折。
⑨魁闳：高大。
寄欧阳舍人书创作背景
曾巩十分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曾把他与唐代的韩愈相提并论，从二十岁起就与欧阳修建立了亲密的过从关系。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六年）夏，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即写此信致谢。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庆历七年），作者29岁。
寄欧阳舍人书鉴赏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寄歐陽舍人書翻譯及注釋
翻譯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複讀誦，真是感愧交並。
說到銘誌之所以能夠著稱後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誌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後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於家廟裏，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麽有什麽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麽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後世，就積極建立功業；惡人沒有什麽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於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裏，這就足以成為後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麽又與什麽相近呢！
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隻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後人誇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後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麽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於世，傳之後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裏巷小民死後都有碑銘，但流傳於世的很少。這裏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於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於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於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麽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麽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麽依然不能流傳於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於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誌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後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後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於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麽世上那些俊偉豪傑、世不經見之士，他們誰不願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於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當全歸於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並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係，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
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注釋
①銘：在器物上記述事實、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種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積聚。
⑤兼勝：都好，同樣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樣子。
⑧蹶：挫折。
⑨魁閎：高大。
寄歐陽舍人書創作背景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曾把他與唐代的韓愈相提並論，從二十歲起就與歐陽修建立了親密的過從關係。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曆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致謝。這封信作於公元1047年（慶曆七年），作者29歲。
寄歐陽舍人書鑒賞
這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感謝信，它沒有平常的客套，也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辭。而是通過對銘誌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讚許與追求。文章結構謹嚴，起承轉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寫這封信的緣起與觀誦墓碑後的總的感受。接著敘及撰寫暮誌銘的意義。先提出論點“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然後比較銘、史之異同。先言其異，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銘、史對比展開文章，深刻地闡述了銘誌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談今銘“二弊”，首先是不實；其次是“傳者蓋少”。
第三段，強調立言者的素質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須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總的提出這個論點，然後再分說，“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後總說：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二三段為“轉”，最後兩段為“合”，從立言者之論，歸結至於歐陽修身上，盛譽歐陽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賢，深謝歐陽修賜銘之恩。與文章開頭呼應。在唐宋八大家當中，曾鞏是最重視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曾鞏文章的這一特點，結構十分謹嚴，內容環環相扣，起承轉合，如行雲流水。此文可稱得上曾鞏文章這一方麵的典範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