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翻译及注释
翻译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注释
①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积聚。
⑤兼胜:都好,同样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样子。
⑧蹶:挫折。
⑨魁闳:高大。
寄欧阳舍人书创作背景
曾巩十分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曾把他与唐代的韩愈相提并论,从二十岁起就与欧阳修建立了亲密的过从关系。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六年)夏,曾巩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即写此信致谢。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庆历七年),作者29岁。
寄欧阳舍人书鉴赏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寄歐陽舍人書翻譯及注釋
翻譯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複讀誦,真是感愧交並。
說到銘誌之所以能夠著稱後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誌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後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於家廟裏,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麽有什麽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麽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後世,就積極建立功業;惡人沒有什麽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於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裏,這就足以成為後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麽又與什麽相近呢!
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隻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後人誇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後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麽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於世,傳之後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裏巷小民死後都有碑銘,但流傳於世的很少。這裏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於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於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於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麽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麽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麽依然不能流傳於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於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誌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後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後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於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麽世上那些俊偉豪傑、世不經見之士,他們誰不願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於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當全歸於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並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係,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
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注釋
①銘:在器物上記述事實、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種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積聚。
⑤兼勝:都好,同樣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樣子。
⑧蹶:挫折。
⑨魁閎:高大。
寄歐陽舍人書創作背景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曾把他與唐代的韓愈相提並論,從二十歲起就與歐陽修建立了親密的過從關係。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曆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致謝。這封信作於公元1047年(慶曆七年),作者29歲。
寄歐陽舍人書鑒賞
這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感謝信,它沒有平常的客套,也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辭。而是通過對銘誌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讚許與追求。文章結構謹嚴,起承轉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寫這封信的緣起與觀誦墓碑後的總的感受。接著敘及撰寫暮誌銘的意義。先提出論點“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然後比較銘、史之異同。先言其異,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銘、史對比展開文章,深刻地闡述了銘誌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談今銘“二弊”,首先是不實;其次是“傳者蓋少”。
第三段,強調立言者的素質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須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總的提出這個論點,然後再分說,“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後總說: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二三段為“轉”,最後兩段為“合”,從立言者之論,歸結至於歐陽修身上,盛譽歐陽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賢,深謝歐陽修賜銘之恩。與文章開頭呼應。在唐宋八大家當中,曾鞏是最重視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曾鞏文章的這一特點,結構十分謹嚴,內容環環相扣,起承轉合,如行雲流水。此文可稱得上曾鞏文章這一方麵的典範之作。
“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出自宋代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诗句共10个字,诗句拼音为:měi guān zhuàn jì suǒ shū gǔ rén zhī shì,诗句平仄:仄平仄仄仄平仄平平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