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论翻译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豫让论赏析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豫讓論翻譯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稱作知己，那就應當竭盡智謀，誠懇地加以勸告，巧妙地加以開導，在禍患還未顯露時就消除它。在動亂發生之前保住社會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損害，主人沒有危險。活著是著名的忠臣，死後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冊，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難於動亂之前，而在事情失敗之後才去獻身自盡，沽名釣譽，迷惑世人，誇耀於社會，這在君子看來，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經因此評論過豫讓。豫讓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為他報仇，名聲顯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的。唉！豫讓的死當然可以稱為忠了，可惜，在怎樣死的方式上還有不忠的表現。為什麽呢？看他漆身吞炭，對他朋友說：“我做的事情都特別難，我是想用這種做法使天下後世做臣子而懷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這能說他不忠嗎？等看到他連續三次跳起來，用劍來刺趙襄子的衣服，趙襄子責備他不為中行氏而死，卻單單為智伯而死的時候，豫讓回答說：“中行氏像對待一般人那樣對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樣去報答他；智伯把我當國士對待，所以我就要像國士一樣報答他。”就此而論，豫讓就有不足之處了。段規侍奉韓康子，任章侍奉魏獻子，並沒有聽說待他們如同國士，可是段規、任章卻盡力勸說他們的主人順從智伯的無理要求，割給智伯土地，使他誌氣驕盛。從而使他更快地滅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沒有待他如同國士。可是郗疵卻能洞察韓、魏的企圖來勸諫智伯。雖然智伯不采納他的意見以至於滅亡，但是鄭疵的智謀忠告，已經是無愧於心了。豫讓既然自己認為智伯待他如同國士了，所謂國士，是為國家濟困扶危的人。當智伯對土地貪得無厭之日，放縱情欲，荒淫暴虐之時，作為像讓，正應竭力來盡自己的職責，耐心地勸諫自己的主人說：“諸侯大夫應各自安心守著自己分內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奪，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如今，無緣無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給，就要產生忿恨之心；人家給了，就產生驕橫之心。忿恨必然會引起爭鬥，爭鬥必然會失致；驕橫必然傲視一切，傲視一切必然導致滅亡。’非常耐心誠懇地勸諫，一次不聽，再來第二次，第二次不聽，再來第三次，第三次勸諫還不聽從，再把那伏劍而死的行動安排在這個時候。這樣一來，智伯雖然頑固愚昧，但受至誠之心的感動，也許會重新醒悟，從而與韓、魏講和，解除趙國的圍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們能香火不斷，延續不絕。假如這祥，豫讓雖死猶生，難道不勝過斬衣而死嗎？但豫讓在那時，竟至連一句開導主人，使他醒悟的話都沒說。看著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遠遠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樣。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的報答竟然能像這個徉子嗎？直到智伯已死，豫讓才壓抑不住憤怒的血氣，甘心情願地加入刺客的行列，這有什麽可以值得稱道的呢？有什麽可以值得稱道的呢？
雖然這樣，但用國士的標準來評價豫讓，豫讓的確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還是仇敵，晚上就變成了君臣，厚著臉皮自以為得意的人相比，他們又都是豫讓的罪人了。唉！
豫讓論賞析
豫讓在春秋末年曾做過晉貴族範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趙、魏、韓三家貴族合謀滅了智氏之後，他改名換姓，潛入趙襄子宮中企圖行刺，未遂而被捕獲。釋放後，他又用漆身吞炭的辦法改變了容貌和聲音，再一次行刺，結果又一次被俘。於是，他要求趙襄子將衣服脫給他，他朝著衣服“三躍而擊之”，然後伏劍自殺。
曆來人們都稱讚豫讓是忠義之士。文章作者認為豫讓的行為是不值得稱道的。真正的忠義應該表現在誘導君主“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必要時以死進諫，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顯然比豫讓的行為高明得多，但立論的目的無非是更有效的效忠於君主。文末，對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評，也是由此而來。
戰國時的豫讓因為舍身為主報仇而被視為忠義之士，曆來為人所頌揚。作者做翻案文章，認為身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讓，應該盡到自己勸諫的職責，幫助智伯弭禍於未然。而充當刺客，在智伯因禍亡身後去為他報仇，並不值得稱道，即所謂的小忠小義。
史論是比較難寫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評論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頗。本文確實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讓之死，曾被史書渲染為壯舉，“死之日，趙國誌士聞之，皆為涕泣”（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稱讚他為“名垂後世”的義士。然而方孝孺卻一反舊說，認為他“何足道哉”，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腳。全文的論證中心在於對知己的家主應該采取“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的積極的態度，而不應“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我們認為，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從智伯的失敗來看，可以說智伯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審時度勢，而隻知一意孤行，終於導致敗亡，可稱咎由自取。豫讓在關鍵時刻既不能對他進行開導，而在智伯死後又輕率地以身相殉，實屬不夠明智之舉。作者在這裏隻是就豫讓之死這一曆史事件進行評說，而不是全盤否定這個人物。所以在最後一段中，又把豫讓和那些厚顏無恥之徒進行了比較，說明他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樣就使得作者的持論公允、客觀了。
本文在結構上采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開頭先泛論“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並不直接提到豫讓。第二段中把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並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點，他不但論證了豫讓之死為不足取，而又為其設計了一整套的對智伯進行規勸的方案，可稱周到之至。結尾時又做了一點補充，這就使得全文渾然一體，令人心服口服了。
“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出自明代方孝孺的《豫让论》，诗句共9个字，诗句拼音为：bù néng fú wēi wèi wèi luàn zhī xiān，诗句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