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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讓論翻譯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稱作知己，那就應當竭盡智謀，誠懇地加以勸告，巧妙地加以開導，在禍患還未顯露時就消除它。在動亂發生之前保住社會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損害，主人沒有危險。活著是著名的忠臣，死後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冊，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難於動亂之前，而在事情失敗之後才去獻身自盡，沽名釣譽，迷惑世人，誇耀於社會，這在君子看來，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經因此評論過豫讓。豫讓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為他報仇，名聲顯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的。唉！豫讓的死當然可以稱為忠了，可惜，在怎樣死的方式上還有不忠的表現。為什麽呢？看他漆身吞炭，對他朋友說：“我做的事情都特別難，我是想用這種做法使天下後世做臣子而懷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這能說他不忠嗎？等看到他連續三次跳起來，用劍來刺趙襄子的衣服，趙襄子責備他不為中行氏而死，卻單單為智伯而死的時候，豫讓回答說：“中行氏像對待一般人那樣對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樣去報答他；智伯把我當國士對待，所以我就要像國士一樣報答他。”就此而論，豫讓就有不足之處了。段規侍奉韓康子，任章侍奉魏獻子，並沒有聽說待他們如同國士，可是段規、任章卻盡力勸說他們的主人順從智伯的無理要求，割給智伯土地，使他誌氣驕盛。從而使他更快地滅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沒有待他如同國士。可是郗疵卻能洞察韓、魏的企圖來勸諫智伯。雖然智伯不采納他的意見以至於滅亡，但是鄭疵的智謀忠告，已經是無愧於心了。豫讓既然自己認為智伯待他如同國士了，所謂國士，是為國家濟困扶危的人。當智伯對土地貪得無厭之日，放縱情欲，荒淫暴虐之時，作為像讓，正應竭力來盡自己的職責，耐心地勸諫自己的主人說：“諸侯大夫應各自安心守著自己分內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奪，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如今，無緣無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給，就要產生忿恨之心；人家給了，就產生驕橫之心。忿恨必然會引起爭鬥，爭鬥必然會失致；驕橫必然傲視一切，傲視一切必然導致滅亡。’非常耐心誠懇地勸諫，一次不聽，再來第二次，第二次不聽，再來第三次，第三次勸諫還不聽從，再把那伏劍而死的行動安排在這個時候。這樣一來，智伯雖然頑固愚昧，但受至誠之心的感動，也許會重新醒悟，從而與韓、魏講和，解除趙國的圍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們能香火不斷，延續不絕。假如這祥，豫讓雖死猶生，難道不勝過斬衣而死嗎？但豫讓在那時，竟至連一句開導主人，使他醒悟的話都沒說。看著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遠遠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樣。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的報答竟然能像這個徉子嗎？直到智伯已死，豫讓才壓抑不住憤怒的血氣，甘心情願地加入刺客的行列，這有什麽可以值得稱道的呢？有什麽可以值得稱道的呢？
　　雖然這樣，但用國士的標準來評價豫讓，豫讓的確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還是仇敵，晚上就變成了君臣，厚著臉皮自以為得意的人相比，他們又都是豫讓的罪人了。唉！

豫讓論賞析

　　豫讓在春秋末年曾做過晉貴族範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趙、魏、韓三家貴族合謀滅了智氏之後，他改名換姓，潛入趙襄子宮中企圖行刺，未遂而被捕獲。釋放後，他又用漆身吞炭的辦法改變了容貌和聲音，再一次行刺，結果又一次被俘。於是，他要求趙襄子將衣服脫給他，他朝著衣服“三躍而擊之”，然後伏劍自殺。

　　曆來人們都稱讚豫讓是忠義之士。文章作者認為豫讓的行為是不值得稱道的。真正的忠義應該表現在誘導君主“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必要時以死進諫，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顯然比豫讓的行為高明得多，但立論的目的無非是更有效的效忠於君主。文末，對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評，也是由此而來。

　　戰國時的豫讓因為舍身為主報仇而被視為忠義之士，曆來為人所頌揚。作者做翻案文章，認為身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讓，應該盡到自己勸諫的職責，幫助智伯弭禍於未然。而充當刺客，在智伯因禍亡身後去為他報仇，並不值得稱道，即所謂的小忠小義。

　　史論是比較難寫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評論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頗。本文確實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讓之死，曾被史書渲染為壯舉，“死之日，趙國誌士聞之，皆為涕泣”（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稱讚他為“名垂後世”的義士。然而方孝孺卻一反舊說，認為他“何足道哉”，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腳。全文的論證中心在於對知己的家主應該采取“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的積極的態度，而不應“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我們認為，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從智伯的失敗來看，可以說智伯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審時度勢，而隻知一意孤行，終於導致敗亡，可稱咎由自取。豫讓在關鍵時刻既不能對他進行開導，而在智伯死後又輕率地以身相殉，實屬不夠明智之舉。作者在這裏隻是就豫讓之死這一曆史事件進行評說，而不是全盤否定這個人物。所以在最後一段中，又把豫讓和那些厚顏無恥之徒進行了比較，說明他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樣就使得作者的持論公允、客觀了。

　　本文在結構上采取了層層深入的寫法。開頭先泛論“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並不直接提到豫讓。第二段中把豫讓的言行進行了簡短的概括，並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評價。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點，他不但論證了豫讓之死為不足取，而又為其設計了一整套的對智伯進行規勸的方案，可稱周到之至。結尾時又做了一點補充，這就使得全文渾然一體，令人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