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苏武诗/别诗四首·其一翻译
兄弟的亲密关系就像树叶长在树枝上，朋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相亲。
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谁也不是互不相干的陌路人。
何况我们是枝干相连的骨肉兄弟，我和你同出于一个身体。
从前亲近的如鸳鸯，现在像是居于西方的辰星与居于东方的商星彼此出没不相逢。
从前总是在一起，现在遥远的像北方的胡人与南方的秦国人。
在即将离别之际，越发觉得情谊日益亲切。
麋鹿遇到好草总是嗷嗷呼叫它的同伴一起来吃，它可以用来比喻我宴饮嘉宾的心情。
我有一樽酒，想赠给远行的兄弟。
希望你再多留一会酌饮此酒，以叙我们平日的亲爱之意。
旧题苏武诗/别诗四首·其一鉴赏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
舊題蘇武詩/別詩四首·其一翻譯
兄弟的親密關係就像樹葉長在樹枝上，朋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相親。
四海之內都是兄弟，誰也不是互不相幹的陌路人。
何況我們是枝幹相連的骨肉兄弟，我和你同出於一個身體。
從前親近的如鴛鴦，現在像是居於西方的辰星與居於東方的商星彼此出沒不相逢。
從前總是在一起，現在遙遠的像北方的胡人與南方的秦國人。
在即將離別之際，越發覺得情誼日益親切。
麋鹿遇到好草總是嗷嗷呼叫它的同伴一起來吃，它可以用來比喻我宴飲嘉賓的心情。
我有一樽酒，想贈給遠行的兄弟。
希望你再多留一會酌飲此酒，以敘我們平日的親愛之意。
舊題蘇武詩/別詩四首·其一鑒賞
今人談古詩，常常會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較多的是作品的真偽及本事出處；而一般讀者欣賞的則是詩的本身所能帶來的審美情趣。例如關於舊題為漢代蘇武和李陵的五言詩，就存在這個問題。宋代文豪蘇軾因不滿《文選》的編選，首先在相傳為蘇、李的長安送別詩中讀出了“江漢”二字，便據以懷疑是後人的偽作。而以博學著稱的洪邁，也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三首》詩中發現了“盈觴”之“盈”犯了漢惠帝的諱，於是愈堅蘇軾之說。後來明清及近代學者顧炎武、錢大昕和梁啟超等人也展轉相承，於是蘇、李詩之偽幾成定讞。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卻力排眾議，以為《文選》中《蘇武詩四首》為別李陵之說起於唐代，“江漢”、“盈觴”也難定二人詩之偽，他主張“與過而疑之，寧過而存之”（《漢魏詩選按語》）。至逯欽立先生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態度。不過他采取了一種比較審慎的方式，這就是既不認為是蘇、李之作，同時也不認為是“六朝擬作”，而是把這些作品均歸入東漢卷，並係之於“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以上是曆代學者從考證角度來談蘇、李詩的一些概況，與今天從欣賞角度來讀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過，至少有二點是不應忽視的，即《文選》和《古文苑》所傳蘇武、李陵詩是漢代作品（蘇軾亦謂這些詩“非曹、劉以下諸人所能辦”），但所寫內容又與曆史上西漢時蘇武與李陵之別無關。這是考據為今天鑒賞這些詩作提供的基本點，讀者需注意。
“骨肉緣枝葉”是《文選》所錄《蘇武詩四首》中的第一首。這首五言詩抒寫兄弟骨肉的離別之情，用筆渾重樸厚，風格淡中見醇，近而猶遠。
詩一開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說出詩中“我”與“遠人”之間的特殊關係，然後再以“枝葉”作比喻，進一步暗示和強調這種關係的親密。按理次句應順著這層意思往下寫，可是詩人卻把筆觸轉向了與“骨肉”不同的另一種關係，這就是人世間親朋好友間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二句繼續由此生發，寫天下朋友之交都能親如兄弟，不忍相別。這裏詩人巧妙地借知己摯友托出“兄弟”二字與前“骨肉”二字相應，同時又借朋友相別預為後文骨肉之離作陪襯。“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二句緊接進層遞進，不僅回映首句，離而複即，而且退而後進，領起下文，其用筆直中有曲，折轉頓挫。前人曾謂“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親交，尚為兄弟，況真兄弟乎？”（方東樹《昭昧詹言》）詩人用意在寫兄弟之親，而先借密友為喻，從而使兄弟之親更為突出。“昔為”以下四句想象與兄弟相處時和離別後二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前者“常相近”，一如“鴛與鴦”，何其相得；後者別如“參與辰”、“胡與秦”，幾多哀愁！在此相處時的親密無間、形影不離與離別後的相距千裏、後會無期，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對比。這四句一前一後兩兩相對，看似重複拙鈍，卻也反映出詩人處於人生變故中那種不堪回首、無法預期的複雜心態。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說出了兄弟平時相處彌覺珍貴、離別後尤感痛苦的原因，又為下文對臨別餞行、樽酒留人的描寫預作交代。漢詩轉折、聯結高妙，渾然一體而不見針跡線痕，於此可悟。然而這二句的好處還不僅見之於它在全詩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淺顯的語言，說出了一種人生中的寶貴體驗：這就是當一個人要失去某件東西時，會超乎異常地體會到它的珍貴。人與物的關係是這樣，人與人的關係更是這樣。詩人正是在離別在即時，充分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在為將要遠行的親人餞別時，一再要以酒相贈，以酒留飲，以酒敘情。酒是消愁物，詩人當時的心情和行人當時的心情，都在這種贈別和留飲中表露無餘。“鹿鳴”二句係化用《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之意，有興起和借喻設筵餞別之妙；末四句狀寫贈別留飲情狀，言近意遠，詞淺味濃。人至臨別而以杯酒相贈，願以此挽留片刻而暢敘平生之親，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噓。後代不少傳誦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別賦》中的“可班荊兮贈恨，唯尊酒兮敘悲”、唐代詩人王維《陽關曲》中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所寫也正是這種景和這種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