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先生您喜好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么？我只是不得已而已！天下有人类已经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动乱。在尧的时候，水大到向西流，泛滥于中原地区，到处被龙蛇盘踞，百姓无处安身；住在低地的人在树上搭巢，住在高处的人在山上营造洞穴。《尚书》上说：‘洚水警诫了我们。’所谓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治水。禹挖通河道将洪水导入大海，又把龙蛇驱逐到草泽地，水沿着地上的沟道流动，这就是长江、淮水、黄河和汉水。水患既已解除，鸟兽不再危害人们，然后百姓们才得以回到平地上来安居。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治国爱民之道逐渐衰微，暴虐的君主接连出现，毁坏了房屋来做池沼，使百姓无处安居；废弃了农田来做园林，使百姓不能谋生。淫邪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随之兴起，园林、池沼、草泽增多并招来了飞禽走兽。到了殷纣之时，天下又发生大乱。周公辅佐武王诛杀殷纣，讨伐奄国，与这些暴君打了三年，把飞廉追逐到海边处死，消灭殷商的属国五十个，将虎、豹、犀牛、大象驱赶得远远的，天下百姓非常喜欢。《尚书》上说：‘伟大光明啊，文王的谋略！继承发扬光大啊，武王的功绩！帮助开导我们后代，都走正路不无缺陷。’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现社会混乱正道衰微，淫邪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随之兴起，臣子杀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为之忧虑，便著述了《春秋》。《春秋》所记载的是天子的事，所以孔子说：‘将使世人了解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将使世人责怪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圣王不出现了，诸侯们肆无忌惮，在野人士横暴放纵地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一派便属于墨翟一派。杨氏主张为自己，是不要君王；墨氏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的人，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马棚里有健壮的马匹，老百姓却面带饥色，田野上有饿死的人，这无异于驱赶着兽类去吃人。’杨、墨的学说不破除，孔子的学说不发扬，就是要用邪说欺骗百姓、阻止仁义的施行。仁义被阻止，就是放任野兽去吃人，人们也将互相残食。我为此感到忧虑，所以要规范先圣的道路，抵制杨、墨的学说，批驳错误夸张的言论，使邪说歪理不能再流行。邪说兴起在人们心中，会危害人们做的事情，事情受了危害，也就会危害政务。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观点。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从前大禹抑制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族狄族，赶走猛兽使百姓安宁，孔子著成《春秋》使乱臣贼子害怕。《诗经》上说：‘戎族狄族的人服从了，荆地楚地被惩罚了，没有人敢抗拒我。’不要父亲不要君主，是周公所要征服的。我也想要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批驳错误夸张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我怎么是喜好辩论呢？我是不得不如此。凡是能够著书立说敢于抵制杨、墨学说的人，便不愧是圣人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