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意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从各地来朝廷进贡的使者说：“根据土地物产确定贡赋，以前已发布典章制度。本州所产，就充贡品。近来我听说有些都督、剌史追求声名，嫌本地的贡赋不好，就越境到外地寻求，各地相互仿效，成为习俗，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应该改掉这种弊病，以后不得再这么做了。”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贞观年间，林邑国向唐太宗进奉了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能说很多人话，尤其善于应答，但它在应答之中，竟然经常流露出凄苦无助的言语来。唐太宗很怜悯它，把它交给使者，让使者将它放归于森林。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十二年，西域的疏勒、朱俱波、甘棠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特产。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如果天下不安定，南方的日南、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怎么会源源不断进入京城呢？我何德何能，能得到这样的礼遇。近代以来，能够统一天下，拓宽疆域，安定边关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但秦始皇残酷暴虐，到他儿子那一代就灭亡了。汉武帝骄傲奢侈，国运几乎被断送。我挥剑克群雄，远方异族纷纷臣服，天下太平，自认为功业不逊于这两位帝王。但是这两个帝王最后都穷途末路，不能保全自己。因此，我每天都害怕国家有危难，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希望各位大臣直言进谏，匡扶朝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美功绩，隐瞒过失，满朝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那么国家的危亡，就近在咫尺了。
贞观十八年， 太宗将伐高丽， 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大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将要攻打高丽，高丽官员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大唐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莫离支杀害了他的国君，为天下所不容，陛下出兵讨伐他，悼唁他们的亡君，是为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古人讨伐杀害君主的罪人，是不会接受罪人的贿赂的。春秋时，宋国宋戴公的孙子送给鲁桓公郜国制造的鼎，鲁桓公接受了，把它放置在大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进谏说：‘国君应该弘扬道德，杜绝邪恶，可是大王却在助长邪恶，损害道德，把受贿的物品供奉在大庙之中，文武百官如果效仿，该以何种理由处死他们呢？周武王战胜了商朝，把商朝的九鼎迁移到属地，遭到伯夷等义士的责备，更何况把犯上作乱者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大庙里呢？真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春秋》这本书，是历代国君取法的典籍，如果接受不义臣子的物品和杀君的叛臣的贡奉，却不惩罚他们，该以何种理由向他们兴师问罪呢？我认为莫离支进献的白金不可接受。”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
贞观十九年，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了两个美女，唐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子，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孤苦无依，如果因为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伤心，那我不会接受。”于是把二人送还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