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讨，就是所谓“议”。“议”是讲求适宜，研究怎样合于事理的。《周易·节卦》的象辞说：“君子节制礼仪，使之有定，议论德行，使之适宜。”《尚书·周官》中说：“办事必须根据古义加以评议，政事才不迷乱。”可见“议”以控制得当为贵，这是儒家经典的精神。
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桓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辩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过，轩辕黄帝曾立“明台之议”，可见“议”的源头已很长远了。唐尧时期洪水造成灾难，帝尧曾向管理四方诸侯的四岳提出询问；帝舜为了举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选，曾向群臣征求意见，确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办事，征询意见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时期楚国释放宋襄公，鲁僖公曾参与此事的商议。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换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进行了反覆争论；商鞅在秦国变法，反对者甘龙和他进行了辩论：虽然“议”的基本法则尚未确定下来，但以上辩论是颇为可观的。到了汉代，“驳议”的体制才正式确立。所谓“驳”，就是杂；议论是纷纭复杂的，所以叫做“驳”。从两汉文化昌明之后，典范的奏议显著而完备了；当时人才济济，好的奏议充满朝廷：如贾谊代替所有老臣草议，可说是写奏议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寿王对禁民挟带弓弩的反驳，韩安国和反对与匈奴和亲者的辩论，贾捐之反对用大军平定朱崖郡叛乱的议论，刘歆关于不应毁武帝宗庙的争辩等，虽然内容和文辞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议的要领了。至于东汉张敏反对“轻侮法”，郭躬议论秦彭并非擅自杀人，三国时魏国程晓驳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马芝建议再铸五铢钱，晋代何曾要求免除对已嫁妇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议论怎样定贾充的谥号等，都写得符合实际，公允恰当，可说是通晓奏议体制的了。汉代善于写驳议的，当以应劭为首；晋代长于写奏议的，则以傅咸为高。但应劭博通古事，而铨衡贯通，颇有条理；傅咸很懂治道，却写得枝蔓纷繁。至于陆机的《晋书限断议》，尚为锐利，但未删减其繁杂的文辞，颇有影响于文章的骨力：这些也还各有优点和一定的教育意义。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
凡有行动，首先要加以议论；要明了事物，必须把可疑的问题考察清楚。这是为了严肃慎重地处理各种政务，使治国之道缓急适度。所以，写议奏的主要依据，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典范，继承前代的传统，研究当今的变化；说理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大发谬论，用词不应在文采藻饰上过分铺张。论祭祀，必须深悉礼仪；写战争，必须懂得军事；讲种田，首先要通晓农业；议断案，务须精通法律。然后突出其重大意义，运用公允严正的文辞。议奏文以明辨简洁为能，不以繁富的采饰为巧；论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以深幽隐晦为奇：这就是议奏文的基本要领了。如果不通晓国家政治，而随意搬弄文墨，东拉西扯地构成文辞，牵强附会地凑成小巧，这种徒然施展华丽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实所抛弃；即使讲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没了。从前秦穆公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随从大批服饰艳丽的陪嫁女，晋国人便重视陪嫁人而轻视秦穆公之女；楚国有人卖珠给郑国，用熏了桂香、装饰了玫瑰的精制匣子，郑国人只买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饰淹没了所讲的道理，形式胜过了所表达的内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故事，便又出现在今天了。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者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麏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还有对策，是应答皇帝诏令而做出的政见陈述；射策，是为了研究事理而向皇帝主动奉献的政见。这种文体必须有中肯的言辞，准确的说理，就如同箭矢射中靶心一样。虽然两种文体名称不同，但都属于“议”的一种形式。古代造就人才的时候，要选拔那些能办事、善辞令的人。汉文帝中期，开始从各地选拔贤良。晁错因为对策对答而被列为第一名。汉成帝则广访贤才，将对策第一的人直接任用，而射策的人因为中了甲科进入仕途。这确实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看晁错对策文，是以古验今，文辞简洁且辨理明确，论事通达且高瞻远瞩，卓越超群，获得第一完全是有根据的。董仲舒写对策文，是根据《春秋》大义，结合阴阳两气相生相变的理论研究各时代的政治发展，虽然文辞繁杂但并不沉冗混乱，是因为说明白了其中的事理。公孙弘写对策文，文辞简明扼要、外延不多，但能以简约的文辞概括要点，切合利弊而情理斐然，所以尽管被太常定为下等，却被汉武帝擢升为上等。杜钦写对策文，以简略的文辞对答，却显示出他仅是就事论事，而不为堆砌辞藻写作。东汉鲁丕，其对策辞藻质朴，以儒家正论迎合对策主题，恰到好处，因此才独中高等。以上这五个人的对策文，都被前代公认为典范之作。而自魏晋以来，为文者大都开始追求华丽的文辞，来记载实际的事理，不足之处逐渐增多。到他们受推举应选的时候，都以病为借口拒绝对策，让皇帝即使希望征求到对策文，也无法得到。所以当汉成帝主持博士饮酒礼时，堂上就出现了野鸡；当晋成帝集合各州郡的秀才举行对策考试时，就会在堂前出现麋鹿。这不是什么怪异的事情，不过是选举失当罢了。而“驳”这种文体则注重对事理的辩论，是持不同见解的各方的辩论；对策重在对理论进行宣扬，以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对策能让其引述的史实符合治世之道，让其解说的道理切合当今政务，让其能斟酌错综复杂的情况来重铸世俗，而非不切实际的谈论；让作者的通达权变来拯救世俗而非冷漠地旁观；让自己的论述能广泛传播但不是泛泛而谈，就像水虽然很大却不至于泛滥，那就算得上是优秀的对策文了。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人，是难得的有才人，但有很多人只是善于处理政务却文才不足，有的文才出众却短于政务，如果能通过对策选拔到具有文才又擅长处理国家政务的人，确实算得上是通才了。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让文采声名远播，这样的人才难道很多吗？
赞曰∶
总结：
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攡辞无懦。
“议”用于商讨政事，应该名实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运用文辞不能软弱。
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在帝王之前对策，众多的应试者同时斟酌对答；只要把握好议对文应有益于治道的特点，雅正的谋议就能远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