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原文
金寇犯阙，銮舆南幸。贼退，以宗公汝霖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当治其所先，缓者不忧于平也。”密使人问米麦之值，且市之。计其值，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作市肆笼饼大小为之，乃取糯米一斛，令监军使臣如市沽酝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觚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讽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目下市直，会计薪面工值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官沽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米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甚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曲之值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值百钱，亦有利入乎？”任叩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觚止作百钱，是不患乎私酝之搀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宋朝金人进犯京师，皇帝跑到南方。金人退兵后，宗汝霖（宗泽）奉命任开封府尹。初到开封时，开封物价暴涨，价钱几乎要比以前贵上十倍，百姓叫苦连天。宗汝霖对诸僚属说：“要平抑物价并非难事，先从日常饮食开始，等民生物资价格平稳后，其他的物价还怕不回跌吗？”于是暗中派人到市集购买米面，回来估算分量和价格，和以前太平时相差无几。于是召来府中厨役，命他制作市售的各种大小尺寸的糕饼，另外取来一斛（十斗）糯米，然后命人到市集购买一斛糯米所能酿成的酒，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每觚酒是七十钱，但一般市价却是糕饼二十钱，酒二百钱。宗汝霖首先召来坊间制饼的师傅，质问他说：“从我中举人后入京，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当初每块糕饼七钱，现在却涨到二十钱。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谷价高涨了好几倍？”糕饼师傅说：“自从京师遭逢战火后，米麦的涨跌并没有一定，但糕饼价却一直高居不下，我也不能扰乱市场，独自降价。”宗汝霖命人拿出厨役所做的糕饼，对那名师傅说：“这饼和你所卖饼的重量相同，而我以现今成本加上工资重新计算后，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如果卖八钱，那么就有二钱的利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下令，每块糕饼只能卖八钱，敢擅自加价者就判死罪，现在请借我你项上人头，执行我的命令。”说完下令处斩。第二天，饼价回复旧价，也没有任何一家商户敢罢市。再隔一天，宗汝霖召来掌官酒买卖的任修武，对他说：“现在京师糯米价格并没有涨，但酒价却涨了三倍，是什么原因呢？”任修武惶恐的答道：“自从京师遭金人入侵后，皇室及一般民间酿私酒的情形很猖獗，不加价无法缴纳官税及发放工人工资、油水等开支费用。”宗汝霖说：“如果我为你取缔私酒，而你减价一百钱，是否还有利润呢？”任修武叩头说：“如果真能取缔私酒，那么民众都会向我买酒，薄利多销，应该足够支付税款及其他杂支开销。”宗汝霖审视他许久后，说：“你这颗脑袋暂且寄在你脖子上，你赶紧带着你的手下，换贴公告酒价减一百钱，那你所担心的私酒猖獗情形，就不会再危害你了。”于是酿私酒者纷纷自动捣毁酒器。第二天，宗汝霖贴出告示：“凡敢私自酿酒者，一经查获，不论数量多寡，一律处斩。”短短几天之内，饼与酒都恢复旧价，而其他的物价也纷纷下跌，既不干扰市场交易，更吸引四地商人云集，百姓不禁推崇为“神明之政”。当时杜充（字公美）守北京，人称“南宗北杜”。
〔评〕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推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当湖冯汝弼《祐山杂说》云：“甲辰凶荒之后，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负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赵通判临县催征，命选竹板重七斤者，拶长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诳行乞者曰：‘赵公领府库银三千两来赈济，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传播，须臾数百人相率诣赵。赵不容入，则叫号跳跃，一拥而进，逋负者随之，逐隶人，毁刑具，呼声震动。赵惶惧莫知所措。余与上莘辈闻变趋入，赵意稍安，延入后堂。则击门排闼，势益猖獗。问欲何为，行乞者曰：‘求赈济。’逋负者曰：‘求免征。’赵问为首者姓名，余曰：‘勿问也，知其姓名，彼虑后祸，祸反不测，姑顺之耳。’于是出免征牌，及县备豆饼数百以进，未及门辄抢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辈出，则号呼愈甚，突入后堂矣!赵虑有他变，逾墙宵遁。自是民颇骄纵无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应奎推为首者数人于法，即惕然⑤相戒，莫敢复犯矣。向使赵不严刑，未必致变；郭不正法，何由弭乱？宽严操纵，唯识时务者知之。”
（评译）宗汝霖借糕饼师傅人头的做法，虽然看来有些残忍，但日后能禁酿私酒、平稳物价，命令得以完全彻底执行，毫不费力，都是因为有这事例在先。这也正是所谓的“权以济难”。当湖人冯汝弼在《祐山杂记》中记载：甲辰荒年过后，城中十人中就有三人靠乞讨度日，而无力缴税租者更高达九成。府城赵通判到县城催讨租税，城中百姓大为恐慌，有人故意散播谣言说：“赵公从府库中领取了三千两纹银，用来赈济县城百姓，我们何不赶快去赵府领救济呀？”乞丐们口耳相传，不一会儿，就有好几百人相继前往赵的住处。赵命人驱赶群众，乞丐们大声叫跳，一拥而上，而欠税者也随之跟进，一时殴打属隶，毁坏公物，喊声震天。赵这才心惊害怕，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与赵上莘听说有暴动就急忙入城，赵这才稍感安心，请我们进入后堂。而聚集的群众却不停地拍击大门，大声吼叫，声势更加猖獗。问他们的目的，乞丐说：“要求救济！”欠税者说：“要求免除课税。”赵问他们带头者的姓名，我劝赵不要追问：“知道带领者的姓名，万一带头者顾虑官府日后追究，反而会为自己带来灾祸，现在不如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赵命人贴出免课税的告示，并且准备了数百枚豆饼。豆饼才运到门口，就被民众抢取一空，大部分的乞丐仍然分不到食物。快近傍晚时，群众的吼叫声愈来愈大，最后突破防卫闯入后堂。赵怕发生其他暴动，就趁夜翻墙逃逸，自此暴民益发骄纵，难以约束。两个月后，太守郭平川将为首的暴民绳之以法后，其他暴民也就开始自我约束，不敢再任意滋事。当初如果赵用严刑镇压，或许不致产生暴动；而郭平川不将为首的暴民正法，暴乱就没有平息的一天。如何能切确掌握宽严间的尺度，就只有深识时务者才能体会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