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米亶)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米亶)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权之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梁山之阳綪、夜石之币，天下无有。”管子曰：“以守国谷，岁守一分，以行五年，国谷之重什倍异日。”管子曰：“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此三权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权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大丰则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对曰：“隘则易益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以阨守丰，阨之准数一上十，丰之策数十去九，则吾九为余。于数策丰，则三权皆在君，此之谓国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桓公说：“好。我想实行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梁山南面所产的纟青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宝。”管仲接着说：“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每年贮备一分，行之五年，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管仲接着说：“要铸钱立币，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桓公说：“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如果大丰收的年份，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说：“歉年应当补助，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说：“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一可为十，十可为百。用歉年掌握丰年，歉年的粮食价钱，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丰年的收粮数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三权’都将由君上掌握了。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国制。”管子对曰：“国无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谓国无制，地有量？”管子对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粟贾一，粟贾十，粟贾三十，粟贾百。其在流策者，百亩从中千亩之策也。然则百乘从千乘也，千乘从万乘也。故地有量，国无策。”桓公曰：“善。今欲为大国，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
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桓公说：“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管仲回答说：“上等地亩产十石，中等地亩产五石，下等地亩产三石，其余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那么，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所以，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桓公说：“好。如今想成为大国，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
桓公曰：“今行权奈何？”管子对曰：“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此国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盖天下，视海内，长誉而无止，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有。曰：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桓公曰：“何谓决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
桓公说：“现实行权变之策，后果又将如何？”管仲回答说：“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若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伯资财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桓公说：“好。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垂誉无穷，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使财物一变为十，九倍为国家赢利。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十个增长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桓公说；“什么叫开放与收闭？”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这是最大的祸乱。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对于乡中的孝子都送礼聘问，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而运用理财之策掌握之，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进到国家之手。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从前的办法去做，象日月不停地运转一样进行。这便是长久享有天下的办法，也可以称之为‘平准之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上次下吉），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管仲说；“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桓公问于管子曰：“权棅之数吾已得闻之矣，守国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时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其余皆以数行。”桓公曰：“何谓以数行？”管子对曰：“谷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辅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贫，下贫而君富，此之谓事名二。国机，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缪而已矣。”桓公曰：“何谓度法？何谓禁缪？”管子对曰：“度法者，量人力而举功；禁缪者，非往而戒来。故祸不萌通而民无患咎。”桓公曰：“请闻心禁。”管子对曰：“晋有臣不忠于其君，虑杀其主，谓之公过。诸公过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晋之过失也。齐之公过，坐立长差。恶恶乎来刑，善善乎来荣，戒也。此之谓国戒。”
桓公问管仲说：“利用权柄的理财方法，我已经明白了，要维护国家巩固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有专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懂天时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通晓得失规律、万物始终的人才，君上都已经授官使用了，其余则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桓公说：“何谓按一般方法管理？”管仲回答说：“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知识是人们治事的帮助。但百姓知识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就好象民富则君贫，民贫则君富一样。这叫作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国事的关键，全在于政策缓急得当；为君之道，全在于设计法度得宜；人心的整治，全在于禁止邪恶产生。”桓公说：“何谓设计法度得宜？何谓禁制人心邪恶？”管仲回答说：“设计各种法度，要注意量力行事；禁制人心邪恶，要注意惩前毖后。这样，祸事就不会发生，百姓也没有犯罪的忧虑了。”桓公说：“再请谈一谈禁制人心的邪恶。”管仲回答说：“晋国有臣不忠于国君，想杀害君主，属于政治性的大罪。对所有犯罪的各家，晋国一律都判定他们全家不准任职事君。这就是晋国的不对了。齐国处理此等事件，则按照主从分别定罪。惩治坏人用刑罚，表彰好人用奖赏，这就是戒止人心邪恶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之为‘国戒’。”
桓公问管子曰：“轻重准施之矣，策尽于此乎？”管子曰：“未也，将御神用宝。”桓公曰：“何谓御神用宝？”管子对曰：“北郭有掘阙而得龟者，此检数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谓得龟百里之地？”管子对曰：“北郭之得龟者，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赀。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桓公曰：“何谓流？”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桓公问管仲说：“上述轻重平准之法都付诸施行以后，理财之策是否就此结束啊呢？”管仲回答说：“没有，还有御神用宝。”桓公说：“何谓御神用宝？”管仲回答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管仲回答说：“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条牛，立名为无价之宝。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桓公再举办一种利用贡龟的理财办法：确定文行价值七千金，年龟价值为四千金，黑白子的龟价值为一千金。凡用贡龟制度所得收入，相当两个齐国领土的数字。贡龟的使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它作为宝物抵押出去，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物资流通中起作用。”桓公说：“何谓流通中的作用？”管仲回答说：“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则国无理财之法而民无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粮食、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桓公说：“何谓两个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管仲回答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