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曰静，遽传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
天下太平，没有急难祸患，就叫做静。传递紧急公文的车马都不用了，所以《老子》说：“歇下奔跑的马，用来运肥耕田。”天下不太平，战争频繁，相互防备着多年都不停止，将士的盔甲上都长出了虱子，燕雀在军帐上都筑起了窝，而军队依然不能够返回。所以《老子》说：“战马在郊外产下马驹。”
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夫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与地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
有个翟人把大狐狸、黑豹的皮进献给晋文公。文公接受客人的兽皮后感叹道：“狐豹因为皮毛美丽就给自己带来了灾祸。”国君因为名号而带来祸害的，徐偃王就属于这种情况；因城池与土地造成祸害的，虞国、虢国就事这样。所以《老子》说：“罪过中没有比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智伯兼并范氏、中行氏后，又不停地进攻赵氏，韩、魏两家就背叛智伯反过来进攻它，智伯的军队在晋阳战败，智伯死在高梁东边，他的封地最终被赵、魏、韩瓜分，他的头骨被涂漆后用作饮器。所以《老子》说：“祸患中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虞君欲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不听宫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惨于欲得。"
虞国君主贪图晋国屈地产出的良马和垂棘出的壁玉，不听宫之奇的劝谏，所以导致自己的国家灭亡，自己也因此而亡。所以《老子》说：“过失中没有比贪欲更惨痛的了。”
邦以存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以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为足矣。"
国家把生存作为根本，称霸称王也就有了可能；身体以生命为根本，富裕尊贵也就有了可能。不用贪欲来危害自身，那国家就不会灭亡，自身就不会死亡。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
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孙叔敖之谓也。
楚庄王救郑获胜后，在河雍地带打败晋国，回国后赏赐孙叔敖。孙叔敖请求汉水附近的一块贫瘠的土地。楚国的法律，享受奉禄的大臣，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地，只有孙叔敖的封地独存。他的封地不被收回的原因，是因为土地贫瘠，所以子孙后代仍旧能享有这块封地。所以《老子》说：“善于树立的就拔不掉，善于抱持的就脱不开，子孙因为善守封地而代代香火不绝。”说的就是孙叔敖这种情况。
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也"。邦者，人君之辎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
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叫做重，不离开君位叫做静。君权重就能役使臣下，君主静就能驾驭浮躁的群臣。所以《老子》说：“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所以说：“君子整天走路，离不开载着行礼的车子。”国家即是君主的辎重。赵武灵王活着的时候就传位给儿子，这就是离开了他的“辐重”，所以虽然有代和云中之地的乐事，却轻易地失掉了赵国。武灵王是大国君主，却让自己被天下人所轻视。失去权势叫做轻，离开君位叫做躁，因此他被囚禁，被活活饿死了。所以《老子》说：“轻，就会失去臣下；躁，就会丢掉君位。”说的就是赵武灵王这类情况。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矣。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上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则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权势是君主的深潭。君主的权势一旦落到了臣下的手中，失去后就不可能再得到了。齐简公权势落到田成子手中，晋国君权落到六卿手中，最终国破身死。所以《老子》说：“鱼不可以脱离深渊。”赏罚是国家的锐利武器，握在君主手中就能控制臣下，握在臣下手中就能制服君主。君主表示要行赏，臣子就扣除一部分用作自己的私赏；君主表示要行罚，臣子就加重刑罚来焙耀私人威风。君主表示要行赏，而臣子利用了他的权势；君主表示要行罚，而臣子凭借了他的威风。所以《老子》说：“国家的锐利武器，不可以拿给别人观看。”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
越王勾践去到吴国做吴王的奴仆，却示意吴王北上攻打齐国，以便削弱吴国。吴军已在艾陵战胜了齐军，势力扩张到长江、济水流域，又在黄池盟会上逞强，由于出兵在外，久战力衰，所以才会在太湖地区被越国制服。所以《老子》说；“想要缩小它，就必须暂时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时让它强大。”晋献公想要偷袭虞国，就先将宝玉良马赠送给虞君；智伯准备袭击仇由，就先将载着大钟的广车赠送给他们。所以《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与它。”不露形迹地开始行动，求得在天下获取大功，“这就叫微妙的明智。”处在弱小地位而能注重自行谦卑克制，说的是“弱能胜强”的道理。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
有形体的东西，大的必定从小的发展起来；历时经久的事物，数量多的一定是由数量少发展而来。所以《老子》说：“天下的难事必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微细时着手。所以《老子》说：“解决难题要从易处着手，想干大事要从小处着手。”千丈长堤，因为楼蚁营窟而导致溃决；百尺高屋，因为烟囱漏火而导致焚毁。所以说：白圭巡视长堤时堵塞小洞，老人谨防跑火而涂封缝隙，因此白圭没有水灾，老人没有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容易的事来避免难事发生，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开大锅临头。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我没有病。”扁鹊走了。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了。”桓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侯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侯再次不予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侯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侯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于是桓侯死了。所以良医治病，趁它还在表皮就加以治疗，这都是为了抢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刚露苗头的时候，所以圣人能够及早加以处理。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郑君不礼。叔瞻谏曰："此贤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积德。"郑君不听。叔瞻又谏曰："不厚待之，不若杀之，无令有后患。"郑君又不听。及公子返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城焉。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脣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此二臣者皆争于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则叔瞻、宫之奇亦虞、虢之扁鹊也，而二君不听，故郑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
从前晋公子重耳出外流亡，路过郑国，郑国君主不以礼相待。叔瞻劝说道：“这是一位贤德的公子，您好好待他，可以借此积下您的恩德。”郑君不听从。叔瞻又劝说道：“不好好待他，不如将他杀了，不要让他日后给我们带来祸患。”郑君又不听从。等到重耳返回晋国，起兵伐郑，大败郑国，夺取了郑国的八座城。晋献公用垂棘的宝玉相赠来向虞国借路去攻打掳国，大夫宫之奇劝说道：“不可借路。唇亡而齿寒，虞国、虢国互相救援，不是互相施受恩惠。如果今天晋国灭掉了虢国，明天虞国必定会跟着灭亡。”虞君不听，接受晋国宝玉，借给晋军道路。晋在攻取虢后，返回路上就灭掉了虞国。这两位臣子都抢在祸害刚露苗头时就想出了办法，但两位君主都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所以郑国因此战败了，虞国因此灭亡了。所以《老子》说：“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的征兆还没有显露时容易想法处理。”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砲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从前商纣制作了象牙筷子，箕子非常担忧，认为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不会在陶制器皿里使用，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象筷玉杯一定不会用于吃豆类食品熬的浓汤，一定要去吃牦牛、大象、豹子的幼体；吃牦牛、大象、豹子的幼体就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不会在茅屋下面食用，就一定要穿多层的织锦衣服，住在宽敞房屋和高台。箕子害怕出现这样的结果，所以对这样的开端感到恐惧。过了五年，商纣王摆设肉林，建炮烙之刑，登上酒糟山，俯临酒池，他最终因此灭亡。因此箕子看见象牙筷子就预感到了天下的祸害。所以《老子》说：“能够看到事物的萌芽状态，就叫做明。”
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强。"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
勾践到吴国服贱役，亲自拿着兵器做吴王的前驱，所以能在吴国的国都姑苏城杀死夫差。文王在玉门受到辱骂，面不改色，结果武王在牧野捉住了纣王。所以《老子》说：“能够保持柔弱即是刚强。”越王勾践能够成就霸业，并不因为担任贱役而苦恼；周武王据有天下，并不因为当初父亲被骂为苦恼。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所以不苦恼，是因为他不把那些事情看作苦恼，所以就不觉得不苦恼。”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以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
宋国有个乡下人得到一块玉璞，然后把它进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乡下人说：“这是宝玉，应该作为您的器物，不应被小人使用。”子罕说：“你把玉看成宝，我把不接受你的玉看成宝。”这即是乡下人想要玉，而子罕不想要玉。所以《老子》说：“把没有欲望当作欲望，不要把难得的财物看得贵重。”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
王寿正背着书走路，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碰到了徐冯。徐冯说：“事情是人做出来的，人的行为产生于当时的需要，聪明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做事方法。书本是记载言论的，言论产生于认识，明达的人是不藏书的。现在你为什么偏要背着书本走路呢？”于是王寿烧了他的书并高兴得手舞足蹈。所以有才智的人不用空言说教，聪明的人不用藏书箱子。不说教、不藏书是世人所指责的，而王寿重复了这样的做法，这是把不学习作为学习了。所以《老子》说：“把不学习作为学习，重新走上众人认为错误的道路。”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之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万物都有常态，应该因势利导。由于顺应了万物的常态，所以静止的时候能保持本性，活动的时候能顺应规律。有个宋国人，为他的君主用象牙雕刻褚叶，三年刻成了。它的宽狭、筋脉、绒毛、色泽，即使是混杂在真的楮叶中也不能辨别出来。这个人因为这一功劳而在宋国当了官。列子听到后说；“假使自然界要经过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东西也就太少了！”所以不依靠自然条件而仅凭一个人的本事，不顺应自然法则而表现一个人的智巧，那就都是用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的行为了。所以冬天里种出的庄稼，后援也不能使它多产；丰年里旺盛的庄稼，奴仆也不能使它枯败。仅凭一人力量，就是后稷也将难以成事；顺应自然规律，就是奴仆也会成事有余。所以《老子》说：“仰仗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敢勉强去做。”
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
人的五官是精神的门窗。听力和视力全花在声色上，精神尽耗在外貌上，所以内心就没有主宰。内心没有主宰，祸福即使像山丘那么明显，也无从认识它。所以《老子》说：“不出门户，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不从窗口向外张望，可以知道自然的规律。”这是说精神不要离开自身形体。
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
赵襄子向王子于期学习驾驭车马的技巧，不久和于期赛马，两人换了三次马而赵襄子三次都落后了。襄子说：“您教我驾马，技巧没有全教给我吧？”于期回答说：“技巧已全部教给您了，但您在使用时还有错误。驾驭车马应重视的，是要让马的身体在车子里感到安适，人的注意力和马的动作相协调，然后才能够奔得快，跑得远。现在您落在后面，就想赶上我；跑到前面，又怕被我赶上。引导马作远程赛跑，不是领先，就是落后；不管您是在前还是在后，注意力都在我身上，还怎么能和马协调一致呢？这就是您落后的原因。”
白公胜虑乱，罢朝，倒杖而策锐贯颐，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
白公胜策划政变，朝会结束后，他倒拿着马鞭，因而鞭杆上的尖针刺穿了脸颊，他连血流到地上都不觉察。郑人听到后说：“脸颊都忘记了，还有什么不会忘记呀！”所以《老子》说：“人们外出越远，知道的反而越少。”这是说思想围着远事转，就会丢掉眼前的事情。因此圣人没有恒定如一的行为。能够同时考虑远近事情，所以《老子》说“不行动就全知道了”。能同时看到远近各处，所以说“没看到就清楚了”。根据时机来办事，依靠条件来立功，利用万物的特性而在此基础上获利，所以说“不去做就成功了”。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楚庄王执政三年，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没有处理过政事。右司马侍座，用隐语对庄王说：“有一只鸟栖息在南边的土丘上，三年不展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这鸟该怎么称呼？”庄王说：“三年不展翅，是用来长羽翼的；不飞不鸣，是用来观察民众的习惯。虽然没有起飞，一飞必定冲天；虽然没有鸣叫，一鸣必定惊人。您别管了吧，我已经知道了。”过了半年，庄王就亲自处理政事了。废掉的事情有十件，兴办的事情有九件，诛杀了五个大臣，进用了六个处士，结果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起兵伐齐，在徐州打败了齐国，在河雍战胜了晋军，在宋地会合诸侯，于是称霸天下。庄王不让小事妨碍自己的长处，因而能有大名；不过早表露出来，因而能有大功。所以《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稀声。”
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庄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跷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癯。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楚庄王想攻打越国，杜子进谏说：“大王攻打越国，为的什么？”楚王说：“越国政乱兵弱。”杜子说：“愚臣很为此事担忧。智慧好比眼睛，能看见百步以外的东西，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睫毛。大王您的军队曾被秦、晋打败，丧失了数百里的土地，这是兵弱；庄{足乔}在境内造反，官府却不能加以禁止，这是政乱。大王兵弱政乱，并不在越国之下，反而想去攻打越国，这就是智慧如同眼睛，见远不见近啊。”庄王就停止了行动。所以了解事物的困难，不在于看清别人，而在于看清自己。所以《老子》说：“能自己认识自己就叫做明。”子夏碰到了曾子，曾子说：“你怎么胖了？”子夏回答说：“思想斗争胜利了，所以胖了。”曾子说：“这话怎么讲？”子夏说：“我在家里学习先王的道理，总会非常敬仰，出门后看见富贵的乐事又总会十分羡慕，这两种情绪在心里发生了斗争，弄不清谁胜谁负，所以瘦了。现在先王的道理终于取胜了，所以胖了。”因此立志的困难，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所以《老子》说：“能够战胜自我，就叫做强。”
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文王举太公于渭滨者，贵之也；而资费仲玉版者，是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周人拥有一块玉版，殷纣王派胶鬲前去索取，文王不给他；费仲前去索求，文王就给了。这是因为胶高贤达而费仲不讲道理。周人讨厌贤人在殷朝得志，所以给了费仲。周文王在渭水边提拔了太公，那是尊重他；而把玉版提供给费仲，却是看中他得志后可以扰乱殷纣。所以《老子》说：“假如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爱惜可资利用的条件，尽管聪明，终是大糊涂，这就叫做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