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有问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冉有向孔子问道：“古代的三皇五帝不用五刑，这是真的吗？”
孔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孔子说：“圣人设置防卫措施，贵在让人不触犯。制定五刑而不用，是为了做到最好的治理。凡是有奸诈邪恶抢劫盗窃违法妄行不法行为的人，产生于心中的不满足。不满足又产生于没有限度。没有限度，小的就会盗窃，大的则奢侈浪费，都是不知节制。因此君王制订了制度，民众就知道了什么不能做，知道了什么不能做就不会犯法。所以虽然制定了奸诈邪恶抢劫盗窃违法妄行的罪状，却没有陷入刑罚的民众。
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丧祭之无礼。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能教仁爱，则服丧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馈养之道。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虽有不孝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不孝的行为产生于不仁，不仁又产生于没有丧祭之礼。所以明确规定丧祭之礼，是为了使人知道仁爱。能教人懂得仁爱，为父母服丧就会思念爱慕他们，举行祭礼表示人子还在不懈地赡养父母。丧祭之礼明确了，民众就会遵守孝道了。所以虽然制定了不孝的罪状，而没有陷入刑罚的民众。
弑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朝聘之礼者，所以明义也。义必明则民不犯，故虽有弑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以下犯上的行为产生于不义，义是用来区别贵贱表明尊卑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那么民众没有不尊敬上级和长辈的。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的朝聘之礼，是用来显明义的。义显明了，民众就不会犯上。所以虽然制订了弑上的罪状，而没有陷入刑罚的民众。争斗变乱的行为产生于相互欺压，欺压的行为产生于长幼无序而忘记了尊敬和谦让。乡饮酒之礼，就是用来显明长幼之序和尊崇敬让的。长幼有序，民众怀着敬让之心，即使设立了争斗变乱的罪状，也没有陷入刑罚的民众。
斗变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于长幼无序而遗敬让。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而崇敬让也。长幼必序，民怀敬让，故虽有斗变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相互欺压容易产生争斗变乱的行为，长幼无序忘记了尊重和谦让容易产生相互欺压的行为。乡饮酒之礼，就是用其来区分明确长幼顺序而推崇尊崇敬让的。长幼有一定的顺序，百姓心怀敬让，就算设置了争斗变乱的罪状，也没有百姓陷入刑罚。
淫乱者生于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则夫妇失义。婚礼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男女既别，夫妇既明，故虽有淫乱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淫乱的行为产生于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夫妇间就失去了情义。婚礼和聘礼享礼，就是用来区别男女和显明夫妇情义的。男女既已有别，夫妇情义既明，即使制定了有关淫乱的罪状，而民众也没有陷入刑罚的。
此五者，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
这五种情况，是刑罚产生的原因，是各有根源的。不预先堵住其根源，而动辄使用刑罚，这叫做给民设下陷阱来陷害他们。”
“刑罚之源，生于嗜欲不节，失礼度者，所以御民之嗜欲，而明好恶顺天之道，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奸邪靡法妄行之狱者，则饬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狱者，则饬丧祭之礼；有犯杀上之狱者，则饬朝觐之礼；有犯斗变之狱者，则饬乡饮酒之礼；有犯淫乱之狱者，则饬婚聘之礼。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虽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
“刑罚的根源，起于人们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礼制和法度，就是用来限制民众过度的欲望而显明善恶的。顺应天道，颁布礼制和法度，修明五教，但是还有一些民众没有被教化，那么还必须阐明法典，进一步申明法令使效果巩固。有犯奸作科违法妄行行为的，就用制度法规来整治；有犯不孝之罪的，就用丧祭的礼仪来整治；有犯杀害君上之罪的，就用朝廷之礼来整治；有犯争斗扰乱治安之罪的，就用乡饮酒礼来整治；有犯淫乱之罪的，就用婚聘之礼来整治。三皇五帝教化民众就是这样做的。虽然有应用五刑的情况，不也可以吗？”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
孔子又接着说：“大罪有五等，杀人为最低一等。犯悖逆天地罪行的要惩罚五代，犯诬蔑周文王、武王罪行的要惩罚四代，犯悖逆人伦罪行的要惩罚三代，犯用鬼神害人罪行的要惩罚二代，犯杀人罪行的只判他本人的罪。所以说大罪有五种，而杀人的罪是最低一等的。”
冉有问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
冉有问孔子说：“先王制定法律制度，规定刑罚不加到大夫身上，礼不用到平民身上。那么，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加刑？平民行事就可以不用礼来约束了吗？”
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 ‘簠簋不饬’；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则曰 ‘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谓之罔上不忠，则曰 ‘臣节未着’；有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之罢软不胜任，则曰‘下官不职’；有坐干国之纪者，不谓之干国之纪，则曰 ‘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凡治理君子，用礼来约束他的心，是因为把他们归属为有廉耻之节的人。所以古代的大夫，有犯了不廉污秽之罪而被罢免放逐的，不叫做因不廉污秽而放逐，而叫做 ‘簠簋不饬’；有犯淫乱或男女无别罪行的，不叫做淫乱或男女无别，而叫做 ‘帷幕不修’；有犯罔上不忠罪行的，不叫做对上不 ‘忠，而叫做 ‘臣节未着’；有犯软弱无能不胜任其职之罪的，不叫不胜任其职做软弱无能，而叫做 ‘下官不职’；有触犯国家法纪之罪的，不叫做触犯国家法纪，而叫做‘行事不请’。这五种情况，大夫既已自定罪名了，仍不忍正面直呼他有罪，接着还要为他隐讳，这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羞愧。因此大夫犯了罪，他的罪行在这五种之内的，知道自己要被谴责问罪，就会戴上用毛作帽带的白色帽子，穿上白色的丧服，端着盛水的盘子，上面放一把剑，自己走到君王那里，表示要谢罪。君王不派有关司法官吏施以刑罚。犯有大罪的，听到君王的命令则面向北下拜，跪下自杀。君王也不派人按着他身体用刑，只是说：‘这是大夫你自己咎由自取，我对你已经有礼了。’即使是刑不上大夫，而大夫犯罪也不能逃避处罚，这是教化的结果。所谓礼不下庶人，是因为雇人忙于生计的事不能很好地学习礼，所以不能要求他们有完备的礼仪。”
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
冉有听完孔子的话，跪行离开了席位，说：“您说得太好了，我还从未听说过，回去后要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