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公六年，箕遗及黄渊、嘉父作乱，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贼，谓阳毕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乱兵不辍，民志不厌，祸败无已。离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阳毕对曰：“本根犹树，枝叶益长，本根益茂，是以难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叶，绝其本根，可以少闲。”
晋平公六年，箕遗、黄渊、嘉父发动叛乱，没有成功就被杀了。平公于是驱逐了他们的同党，对阳毕说：“自从穆侯以来到现在，叛乱没有停止过，民心不足，祸乱不断。背弃百姓将召致外患，恐怕要落在我身上，怎么办？”阳毕回答说：“祸乱的本根还树立在那里，枝叶越长，本根也就更加茂盛，因此祸乱难以止息。现在如果用大斧，砍去它的枝叶，断绝它的本根，可以稍微平息一下。”
公曰：“子实图之。”对曰：“图在明训，明训在威权，威权在君。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是遂威而远权。民畏其威，而怀其德，莫能勿从。若从，则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恶，人孰偷生？若不偷生，则莫思乱矣。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栾书实覆宗，弑厉公以厚其家，若灭栾氏，则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韩、魏之后而赏立之，则民怀矣。威与怀各当其所，则国安矣，君治而国安，欲作乱者谁与？”
平公说：“请你设法谋划这件事。”阳毕回答说：“谋划的关键在于有明确的教令，明确的教令在于是否有权威，权威掌握在国君手中。国君要选择那些世代对晋国有功的贤人的后代扶持起来，还要挑出那些肆意妄为损君乱国者的后代予以驱逐，这样就能申展国君的权威，使政权长存。百姓害怕国君的权威，怀念他的思德，就没有不服从的了。如果都服从的话，那民心就可以培养教导了。培养教导民心而知道他们的欲望好恶，那谁还会苟且偷生呢？如果不苟且偷生，那民心就不会思乱了。而且栾氏欺罔晋国已经很久了，栾书颠覆了晋国的大宗，杀害了厉公增加了他自家的权势。如果消灭了栾氏，那百姓就害怕国君的权威了。现在如果重新起用瑕嘉、原轸、韩万、毕万的后代，赏赐扶持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怀念君王的恩德。权威与怀恩各得其所的话，那国家就安定了，您治国而国家安定，尽管有想搞叛乱的人，又有谁来附和他呢？”
君曰：“栾书立吾先君，栾盈不获罪，如何？”阳毕曰：“夫正国者，不可以暱于权，行权不可以隐于私。暱于权，则民不导；行权隐于私，则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导民？民之不导，亦无君也，则其为暱与隐也，复害矣，且勤身。君其图之。若爱栾盈，则明逐群贼，而以国伦数而遣之，厚箴戒图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报于君，罪孰大焉，灭之犹少。彼若不敢而远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
平公说：“栾书曾拥立我的先君，栾盈本身也并没有犯罪，怎么能够灭绝栾氏呢？”阳毕回答说：“治国的人，不能只图眼前的权宜之计，谋划国家大事，不可以因为有私恩便隐蔽罪过。只图眼前的权宜之计，百姓便得不到训导；因为有私恩便隐蔽罪过，政事便不能推行。政事不能推行，那用什么来训导人民？人民不可训导，也就等于没有君主一样。只图眼前权宜之计与由于私恩而隐蔽罪过，反而害国，而且还要劳苦君主。您好好考虑考虑吧。如果喜爱栾盈，那就公开驱逐他的同党，用治国的大道理说明他的罪过，然后把他打发走，严厉地规诫他，防备他图谋不轨。如果栾盈肆意妄为要报复您的话，那罪行就没有比它再大了，即使灭绝了他的宗族还嫌不够。如果他不敢谋反而逃到远方，那就给他所逃往的国家多送些礼物，请他们给予照顾，以此来报答他的恩德，这样做不是也可以吗？”
公许诺，尽逐群贼而使祁午及阳毕适曲沃逐栾盈，栾盈出奔楚。遂令于国人曰：“自文公以来有力于先君而子孙不立者，将授立之，得之者赏。”居三年，栾盈昼入，为贼于绛。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宫，栾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栾盈，灭栾氏。是以没平公之身无内乱也。
平公同意了阳毕的建议，驱逐了栾氏所有的党羽，并派祁午、阳毕到曲沃去驱逐栾盈，栾盈出奔到了楚国。平公于是对国人下令说：“自从晋文公以来，凡是对先君有功而他的子孙没有做官的，将授予爵位官职，能访得有功者子孙的给以奖赏。”过了三年，栾盈在大白天进入晋国，到首都绛城作乱。范宣子把平公送到襄公的祀庙去避难，栾盈没有成功，逃到曲沃，于是晋军杀死了栾盈，灭掉了栾氏的族党。因此直到平公死，晋国没有发生过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