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 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 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 之者必将道也。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跟君权，就会非常的安定，非常荣耀，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会非常危险，存在很大的灾祸，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齐愍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 人之所务白也。絜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 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 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 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 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 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 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 王也。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掌管天下，确立信用就能够称霸，玩弄阴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仪的事情，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 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 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 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 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 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 －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明白君主是值得信赖的。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也不欺骗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也不欺骗盟国。像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是偏远落后的国家，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推崇礼法最，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五伯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 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 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 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 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 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 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 礼义，而由权谋也。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伸张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唯利是图，对内肆无忌惮的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肆意妄为的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弄阴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弄权术阴谋的结果啊。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 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 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 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 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沉重的担子，不可以不认真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有没想、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任用什么样的人才来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主之法，任用贤者一类的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 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 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 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 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 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爱就会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儒士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儒士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 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 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 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 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 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 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单单只依靠自己一个人去治理国家；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非常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没有什么能力，但知道恐惧并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自己，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其中的危害，不但不寻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任用阿谀奉承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顾贵贱，只是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王天下，驳杂的采用的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 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 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能够用来治理国家，好比秤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好比木工的墨线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规矩能够画圆取方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礼法已经确定，人们就没有谁在做骗人的事情了。诗说：“如同霜雪那样严肃，如日月那样光亮；实行它就能够存在，不实行它就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 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 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 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 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 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 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闇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 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 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 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 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 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 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 莫大焉。
国家有了危险君主就不可能安乐，国家安定百姓才没有忧愁。政事混乱，国家就很危险，政事稳定，国家就会安定。现在的君主，一味追求奢华想了而荒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这就好像是喜欢音乐美色，就不在乎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从人的性情来说，眼睛想看最美的颜色，耳朵想听最动听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味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大的舒适安逸。这五种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满足这五种的欲望却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无法实现这些欲望。万乘大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还有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富民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那么满足这五种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国家；许多的忧虑祸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所以，一味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可以获得许多快乐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这不是非常可悲吗？本来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祸患；本来要得到安定，却招致了危险；本来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也该仔细体察一下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处理完毕的事情，却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办好，这可以指使百官办理，并不足以用这些来影响君主的游玩休息。至于选择一位宰相，去领导群臣，使臣下百官没有一个不持守道义，让他们正确的完成事业，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媲美。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衣裳拖洒在床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这就是最大的简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 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 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卒页)莫甚 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 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 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 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 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君主，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会做事为有本事。君主能够命令别人去做事情，普通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务交给别人去做。一个人管理—百亩土地，他就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君主一个人主管天下事务，却每天还有空闲，这是因为他总是让别人去做。大到拥有整个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就会非常辛苦劳累；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什么都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那是服劳役者的原则，这是墨子的观点。根据官吏的才能，分配职务，让他们去做，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谨守的法则。古书上说：“农民耕种分得的田地，商人贩卖各种货物，工匠勤恳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分派守卫，管理国家，三公统辖各个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就会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法则，也是礼法的关键。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 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 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 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 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你的意思，而是说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民罢了。如果能够把它的人民统一起来，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领土，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制，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把它公布出来明令采用，就足以顺服那些喜欢利益的人了。贤德之土都和我团结一致，贤能之士为我所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虽小，已经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讲求忠信，倡明仁义，就足以网罗天下所有的百姓。他们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归服最晚的诸侯首先遭受危亡。《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 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 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 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 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 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 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 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 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 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 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 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 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 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 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 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 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 “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 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佩服；明智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服天下人，却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这是人们心中共同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天下的君主才能够拥有。他穿的衣服色彩炫丽，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 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 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 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 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 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 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 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 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 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 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 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 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 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 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 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 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 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 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 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 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 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 乎？”此之谓也。
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般。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政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 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 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 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 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 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 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 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 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 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 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 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 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 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 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 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 也。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 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 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 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 此之谓也。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 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 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 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 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 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阴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 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 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 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