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大儒的作用是：周武王去世以后，由于成王还年幼，周公担心天下有人会背叛周朝，就拥护成王继承武王之位来统辖天下。周公登王位，处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好像这本来就应该是他拥有的权力一样，但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事贪图王位。周公杀了管叔，把殷国都城变成了废墟，可是天下人并不觉得他残暴。周公控制天下，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个，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偏私。周公教导成王，使他明白礼仪之道，使他能继承先辈的事业。周公把王位归还给成王，可是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反之，天下人就会背离他。所以，周公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成王到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年了，周公就把王位归还给成王，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礼义法度。于是，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过去拥有天下，现在没有了，这不是禅让；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现在可以了，这不是篡夺；这是由于地位次序的变化的缘故啊。因此，所以周公以旁支的身份来代替嫡长子执政并不算超越本分，弟弟诛杀兄长也不算残暴，周公与成王调换了地位并不算不顺位。依靠天下的安定，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彰明了旁支和君权的大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大儒的作用。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吧？”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孙卿子答道：“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如果得到君主的任用，他们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如果无法得到任用，他们就会退居民间，在编入的户籍册中，做一个诚实、顺服的普通百姓。即使处境艰难，受冻挨饿，也不会用不正当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也能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虽然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养育百姓的纲纪。如果地位在人之上，他们可以成为天子、诸侯；地位在人之下，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即使隐居在穷巷陋屋，也没有人会不尊重他，因为他们确实身怀道术啊。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弃了淫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搬离了鲁国，甚至鲁国卖牛马的也不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使朝政完美；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做臣民时就像这样的啊。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秦昭王问：“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孙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百姓之中，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无罪的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所以，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一样，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为人楷模。《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
昭王曰：“善！”
昭王说：“讲的好！”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什么叫做适中呢？答道：就是礼义。这个“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君子应遵循的法则。君子所说的贤能，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说的明智，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所说的分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君子所说的详察，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君子不如农民；流通钱财货物、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熟练运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相互讥羞，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缓有急，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不管作什么事情，对于原则有好处，就做；反之，就不做，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知识学说，对于原则有好处的，就实行；反之，就舍弃，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使奸邪的事；知识学说不得当，就是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与奸邪的学说，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抛弃的，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遵从。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的分析，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也不能轻易说得清。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懂得这些，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小人。就如工匠，他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这些，也不妨碍治理国家大事。天子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事情。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还不如鉴别鸡狗优劣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名声。《诗经》上说：“你这样鬼头鬼脑？无影无形看不清！你的面目这样丑陋，给人看也看不透。我作这支歌，就是要揭穿你的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
我想由卑贱变得高贵，由愚昧变得智慧，由贫困变得富有，可以吗？
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貣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
回答道：那只有通过学习吧！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叫做士人；能勤奋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既然最高可以成为圣人，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那么谁能阻止我上进呢？以前，还只是一个浑浑顿顿的普通人，突然间便可跟尧、禹齐名，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以前，竟不能区分户内与户外礼节的区别，突然就能追溯仁义的根源，分辨是非，处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明智吗？过去一无所有，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如果有一个人，他贮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即使靠行乞过活，人们也会说他富有。他的那种财宝，既不能够穿；也不能够吃；即使卖它也不能很快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这里确实有巨大的财富吗？这样看来，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得富有了吗？
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誉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此之谓也。
所以，虽然君子没有官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发怒也有威严，处境穷困依然荣耀，处境孤独仍然快乐，君子那些最高贵、最富有、最庄重、最严肃的实质都集中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争夺，不能靠自我吹嘘去占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然后才能得到。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如果谦让，反而会得到。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就能保持尊贵的名声，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在行为上要谦让，应当致力于自身美德的积聚，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这样，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那样显明，天下的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的响应他。所以说，即使君子隐居了，但名声仍然显著，地位虽然卑微，却荣耀显赫，即使谦让仍能胜过他人。《诗经》上说：“仙鹤在沼泽里鸣叫，声音直冲云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粗鲁的人就与此相反，他们拉帮结伙，但党羽越来越少，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厌烦劳苦，希求安逸，而他自身更加危险。《诗经》上说：“有些人不善良，总是怨恨别人，他只知道争取官位，而不懂得谦让，终于自取灭亡。”说的就是这种人。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能力不大却要干大事，这就如同气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担一样，除了断骨折腰，再没有别的下场了。自己本身不贤却吹嘘自己为贤人，这就如同一个身躯佝偻的人总想爬高一样，这样，指着他的头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安排官位，就是为了防止混乱；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职位，就是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困窘。君主安排官职不混乱，臣子按能力任职不会陷入窘境，这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了。《诗经》中说：“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干，而且都很听从君上的命令。”这就是说，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以货物钱财为珍宝，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但不完全晓谕明白；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不完全妥当；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还不周密；对上能够发扬自己所推祟道义，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适应当时的变化，如同数一、二这样简单的数字那样轻松；遵行礼节，处之泰然，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行动自如；抓住时机，建立功勋的技巧，就如同通晓四季的变更一般；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猒猒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
整整齐齐啊，凡事都那样有条有理。威风凛凛啊，他是那样受尊敬。坚定不移啊，他是那样始终如一，明明白白。安安稳稳啊，凡事都能长久保持。痛痛快快啊，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毫不怠慢。昭昭耀耀啊，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勤勤恳恳啊，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安安泰泰啊，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和和蔼蔼啊，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兢兢业业啊，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这样，就可以叫做圣人了，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专一。什么叫做专一？答：保持神明与稳固。什么神明与稳固？答：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明。任何事物都不能颠覆它就叫做稳固。既神明，又牢固就可以叫做圣人。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这里了，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诗经》、《尚书》、《礼经》、《乐经》的道也都归属在这里了。《诗经》中说的是圣人的意志；《书经》说的是圣人的政事；《礼经》说的是圣人的行为；《乐经》说的是圣人的协调；《春秋》说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是因为以此节制它的缘故；《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用它来美化的缘故；《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它来光大的缘故；《颂》之所以达到了诗的最高峰，是因为它精神来贯穿的缘故。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里，顺着它去做，就会得到昌盛，违背它去做，就会遭到灭亡，顺着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违背它去做而行不被灭亡，从古到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
有个客人说：“孔子说：‘周公多么伟大啊，他地位高贵却更加谦恭有礼，他家庭富有却节俭有加，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
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頀》废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答道：“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也不是孔子的观点。”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撇开成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他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屏风而立，诸侯小心谨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谦恭有礼呢！确立了对天下的全面统治，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多个，周王室的子孙，只要不是愚蠢之极的，没有不成为显贵的诸侯的。谁又能说周公节俭呢？武王出兵讨伐纣王，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向东进兵，冲犯了太岁，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滥，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到了共头山，又遇到山崩。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说：“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恐怕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周公却说：“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他挑选精兵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刚一开战，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于是，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所以，杀纣王的不是周军，而是商人。所以，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因此，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军队返回国后，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统—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就用周乐《武》、《象》代替了原来的《韶》《护》之乐。整个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而归顺周朝的。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这时，还要戒备谁呢？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大儒这样的人，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如果车子坚固，又有良马，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他就不是后弈；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不能制服强暴的国家，这就不是大儒。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简陋不堪的房屋中，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他的言行合乎礼义，做事果断，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外界怎样变化，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大儒的典范。他穷困失意时，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也都愧对他。在他显达时，就官运享通，就能够统一天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就能独树高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即使夏桀、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不学习，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杂举荒谬的学说，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经》《尚书》放在次要地位；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他们的言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顺从显贵的人，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奴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仪而把《诗经》《尚书》降到次要位置，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效法古代的圣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奇特的事情，古怪的变化，从没有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发生了，也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用高雅的儒士执政，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任用大儒来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就可以保持长久，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各国诸侯都来称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就会政令布施，国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不听不如听到，听到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通过实践，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能成为圣人。圣人，把仁义作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即使听到的很多，也必定会出现错误，看见了却不知道，虽然记住了，也必有错误；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即使知识很多，也将会陷入困境。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是仁，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如果有勇气，就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必定会作乱；能够明察，就会发表奇谈怪论；如果善于辩驳，就一定会虚妄诡辩。但有了老师的教导，如果懂得法度，具有智慧，就能很快显达；如果有勇气，就能很快变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能很快取得成功；如果能明察，就能很快通晓事理；如果善辩，就能很快判断是非。所以，有老师的教导和有法度，就是人们最大的的财富；反之，没有老师的教导和没有法度，就会成为人们的灾祸。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人就会任性而为；如果有老师教导，懂得法度，就会重视学习的积累；而老师的法度本身也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得来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它不能独立地治理自己。本性，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但是本性却可以加以改变；积累，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却可以造就。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本性。只要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参同了。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唯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此之谓也。
所以，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细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一天一天的积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称为极，普通百姓积累善行，达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些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不断实践才会成功，不断的积累才能提高，最终达到完美就能成为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啊。人们积累锄草耕田的经验就成为农夫，积累起砍削的经验就成为木匠，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积累礼义的经验就成为君子。工匠的儿继承父业，城里的人安于他们的职业。楚国有楚国的风俗习惯，越国有越国的风俗习惯，中原地带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积累、磨练的结果啊。所以，如果人们行为谨慎，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坚强德行的修养和磨练，就能成为君子了；如果放纵性情，不努力学习，就会成为小人。成为君子，就能经常安泰、荣耀；成为小人，就经常遇到危困、耻辱。没有人不希望安泰和荣耀和厌恶危困和耻辱的，但是，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诗经》上说：“对于这么多贤良的人，并不招致他，任用他；对那些狠毒的人，你却照顾他、看重他。人民想要反抗，难道甘愿受残害。”说的就是这个。
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人的类别是：思想上总是偏私，却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大公无私；行动肮脏卑鄙，却希望别人认为他有修养；自己浅陋又无知，却希望别人认为他聪明，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思想上摒弃私心然后才能公正；行动战胜情欲，然后才能品德高尚；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然后才能有才智，做到这些，可称为小儒了。思想上安于公正，行动上安于善良，拥有智慧，又能通晓各类事务的法则，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三公；小儒，可以担任诸侯的士大夫；一般民众，就只能做工匠、农民、商人了。礼制，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级优劣的标准，这样就把人的等类全包括在内了。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廷也。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君子的言论有界限，行为有标准，言行有所专重。谈到政治的要求，要以国家安定和存在为标准；谈到志向的要求，要以做士为准则；谈到道德的要求，就要以不能背离当代帝王为准则。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太过遥远，就是放荡荒诞的了；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就是不正确的了。自己的主张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不超出这些方面，君子发挥自己的思想，就是以此为界限。所以，诸侯询问政治问题，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诉他；一般人来询问学习问题，如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教导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如不涉及当代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就不去听信他。这就是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