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汉族,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而且,他跟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为其中一宗)之称。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方面,他则与苏轼、米芾...(2414篇诗文) (24473条名句)
黄庭坚在继承传统、学习前辈书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而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的书法也存在某些缺点,如有些笔画过瘦过长,像苏东坡讥之为“树梢挂蛇”那样,的确显得难看。然而,瑕不掩瑜,从总体上来说,黄书有他的独特风格。
黄庭坚 送刘季展诗帖
一、中宫敛结,长笔四展:
黄庭坚的行书,每个字大都长横长竖、大撇大捺,但每个字的中宫(“中宫”即中心)似乎都有一个圆心,其他笔画从圆心中放射出来。这种“破体”的“辐射式”的字形结构,突破了晋、唐以来流行的那种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外形,而以其点画的借让,既把握重心,又夸张某些笔画,使他的书法表现出浑融萧逸的雅韵和骨力道劲的气魄。
二、欹侧变化,不受羁束:
黄庭坚的书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字形的结构笔画欹侧,不受羁束。他写出的横画倾斜不平,竖画虬曲不正,每个字的各部分常以相乖或相应的歪斜之形作配合,一反前人横平竖直的平淡、呆板的结构,使他的字显得风神潇洒,瑰玮跌宕。苏东坡很欣赏黄书欹侧的特点,曾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东坡续集》卷四《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三、点不挑起,一代奇书:
黄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写三点水偏旁时,最下一点多不作挑起如《范滂传》中的“范”、“滂”、“汝”等字,《诸上座帖后记》中的“净”字,《松风阁诗》中的“涛”、“洗”、“洒”、。潺,、“沈”等字,特别如行书《经伏波神祠诗卷》,全篇有十七个三点水偏旁的字,除“泽”、“得”二字外,其他十五个字的最下一点全不作挑起。宋代袁文评黄庭坚的书法时说:“字之从水者,篆文作此*字,盖水字也。至隶书不作*字,乃更为三点,亦是水字,然三点之中,最下一点挑起,本无义,乃字之体耳;若不挑起,则似不美观。本朝独黄太史三点多不作挑起,其体更道丽,信一代奇书也。”(《瓮牖间评》卷四)。
四、撇改为点,蹙写上收:
黄书大多以大撇大捺、长笔四展见功夫,这是黄书的明显特点,但黄书也有时将一些字的笔画故意缩短和上收,其中最突出的如《王纯中墓志铭》、《诗送四十九侄帖》,《松风阁诗》等中的“修”字和“参”字,黄庭坚都将字中的三撇蹙写和上收为三点,这种异乎寻常的处理,使字体结构中的“展”与“蹙”形成对比,长笔短画,多姿多态,使这些字的笔画多变化和不重复。这是黄书的又一特点。
五、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黄庭坚对一些下面带有四点的字,写时都将笔画连续,成一道波浪形,如《黄州寒食诗卷跋》中的“兼”字,《花气诗帖》中的“薰”字,《经伏波神祠诗卷》中的“马”字,《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王纯中墓志铭》中的“无”字等。这样处理,使字的上半部较为端正、平稳,表现为“静”,而下面的四点写作波浪形,连续一笔而成,则显得潇洒飘逸,表现为“动”,这样便使字体结构动静结合,和谐统一。
六、不泥古法,得笔外意:
黄庭坚的草书如龙飞风舞,超轶绝尘,为世人所称赞。他虽师承张旭、怀素,但他不泥古法,力求创新。金代诗人施宜生称赞黄庭坚的草书时说:“行行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意溢毫摇手不知,心自书空不书纸。”(《中州集》卷二“跋山谷草书”)赵秉文在《题涪翁草书文选书后》说:“涪翁参黄龙禅,有倒用如来印手段,故其书得笔外意,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黄庭坚草书的有些字形虽与张旭、怀素所写的字有些相似,但他善于用笔,深得此中三昧,所以黄书的线条千姿万态,变化多端。旭、素的许多笔画虽也豪逸放肆,但多是一笔简单而过,而黄书则一波三折,或箨龙坼石,或轻梢遏云,妙兼数体,圆转卓绝。我个人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庭坚的草书已超过张旭和怀素。另外,苏东坡说过:“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从生活阅历、文章学问等方面来说,黄庭坚远比旭、素丰富和渊博。
黄庭坚,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江西修水县人。生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二日(1045年7月28日),北宋诗人,书法家,词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1105年九月三十日(11月8日)死于宜州贬所。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教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跌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集》七十卷。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意境,于今宜宾市郊北凿石饮水为池,现为宜宾市江北公园,曰“流杯池”。受当地人喜爱。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是北宋书法家、诗人黄庭坚晚年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其中,《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这件书迹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像是船夫摇桨用力的样子。不论收笔、转笔,都是楷书的笔法,下笔平和沉稳,变化非常含蓄,轻顿慢提,婀娜稳厚,意韵十足。在后段提到前一年已去世的苏轼时,心中不免激动,笔力特别凝重,结字也更加倾侧,是尚意书风的典型,其风神洒荡,意韵十足,堪称行书之精品。被称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九。
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存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
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像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登快阁》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我国南方楼台亭阁甚多,但最具名气的屈指可数。快阁算得上是全国闻名的古阁楼建筑之一。它以独特的建筑风格、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载入《中国名胜词典》。
快阁雄踞在泰和县城东侧的泰和中学校园内。这座阁楼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874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初为奉祀西方慈氏(俗称观音大士)之所,名“慈氏阁”。宋初太常博士沈遵任泰和县令期间,因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常登阁远眺,心旷神怡,遂易名“快阁”。史称:“阁曰快,自得之谓也”。
快阁名闻天下,始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名诗《登快阁》。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江西诗派首领,在北宋诗坛上,与苏轼齐名,世号“苏黄”。黄庭坚任泰和知县时,也常登阁游憩,并于元丰五年(1082年)赋诗一首: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登快阁》诗。此后,“阁名遂大著”。史载:“迨黄太史庭坚继至,赋诗其上,而名闻天下”。
快阁因有黄庭坚的题诗,吸引了许多达官名流和饱学之士前来游览题咏,历经宋、元、明、清诸代不绝。著名的有南宋陆游、文天祥、杨万里,元代的刘鹗,明朝的王直、罗钦顺,清代的高咏等。历代题咏的诗篇数以百计,其中文天祥的《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为黄庭坚《登快阁》诗之后最负盛名的诗篇。1278年10月,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广东,被元人所执,囚于船中,解往大都。船过泰和,文天祥望见快阁,如遇庐陵父老乡亲,作《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以志伤怀:“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义,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恐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蓬窗。”其凛然气节和赤子之情跃然纸上,至今读来令人感慨不已。
星移斗转,世事沧桑。一千多年来,这座著名的古建筑却屡建屡毁。据记载,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毁于水,十九年修复;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公修,道光四年(1824年)由邑人曾敏才捐资重建;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兵燹,五年重建。
快阁为砖木结构,共三层,高台回廊,大红石柱,青瓦重檐,瓷鸥盖顶。檐楔彩色螭头,梁雕龙画凤,穹顶图饰。阁厅正面墙上嵌有黄庭坚像及黄庭坚自题像赞。藏经室临河左右侧的墙壁上,分别嵌有一石匾。左侧是宋代诗人陆游题写的“诗境”二字,右侧是黄庭坚的手书箴言,即著名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题词笔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阁下的涪园、盟鸥馆、山谷祠与快阁参差媲美,构成“西昌八景”之一的“快阁盟鸥”。
前言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主要表现于其行书和草书中。我们分别就其行书和草书来探讨其艺术风格形成之渊源。
行书
宋代近接盛唐,书家很难不受唐代书风影响。但宋代书家更注重内在精神情趣的诉求,因而和案头文牍融而为一的行书手札便成为一个时代书风发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书家的成就无不首先表现在行书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的笔墨实践中,自然不会为近时书风所束缚笼罩。自晋代以后,特别是经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之后,作行书者莫不以“二王”为标准。黄庭坚最早是学时人周越的。大凡学书,学时人容易上手,但同时易流于俗气。随着眼宽识高,黄庭坚很快便转学于“二王”甚至说是《兰亭》。他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羲之书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笔者看来,黄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甚至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游于苏门的四学上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氏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山谷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黄此自道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