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翻译及注释
翻译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
后出师表创作背景
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加紧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进行北伐准备。在外交上,派使者联吴;韬光养晦,对魏国劝降书不作答复,以低姿态麻痹敌国。政治上,高度集中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励精图治,笼络土著地主,缓和主客矛盾,革除刘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作则,虚心纳谏,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战争。经济上,坚决与民休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产粮食,增加储备,保护水利工程,发展煮盐、织锦等手工业,扩大财政来源。军事上,伺机平定南中叛乱,治戎讲武,训练部队。
诸葛亮南征后,北伐魏国提上日程。北伐魏国是刘备集团一贯的方针。刘备以夺取天下为最终目的。诸葛亮鉴于魏国经济必将逐渐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不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何况身死之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认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蚕食并最终打败魏国,也可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为此决心展开北伐,并且”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坚持到底。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上《前出师表》率军北伐魏国,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诸葛亮获悉魏军曹休攻吴兵败、张颌东下,关中虚弱,于是上《后出师表》决心再次北伐,急率军数万,走古道,出散关,围攻陈仓。
后出师表鉴赏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7]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标》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後出師表翻譯及注釋
翻譯 先帝考慮到蜀漢和曹賊不能並存,帝王之業不能苟且偷安於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討伐曹魏。以先帝那樣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來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討敵人,是能力微弱而敵人強大的。但是,不去討伐敵人,王業也是要敗亡的;是坐而待斃,還是主動去征伐敵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點也不猶疑。
後出師表創作背景
公元223年,劉備病死,將劉禪托付給諸葛亮。諸葛亮加緊從政治、外交、經濟、軍事上全麵進行北伐準備。在外交上,派使者聯吳;韜光養晦,對魏國勸降書不作答複,以低姿態麻痹敵國。政治上,高度集中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勵精圖治,籠絡土著地主,緩和主客矛盾,革除劉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作則,虛心納諫,調動全國力量投入戰爭。經濟上,堅決與民休息,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多產糧食,增加儲備,保護水利工程,發展煮鹽、織錦等手工業,擴大財政來源。軍事上,伺機平定南中叛亂,治戎講武,訓練部隊。
諸葛亮南征後,北伐魏國提上日程。北伐魏國是劉備集團一貫的方針。劉備以奪取天下為最終目的。諸葛亮鑒於魏國經濟必將逐漸恢複,時間拖長對蜀國不利,而及早北伐可發揮自己治國治軍優勢,何況身死之後,蜀國無人能夠蹈涉中原,抗衡大國,因此認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蠶食並最終打敗魏國,也可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為此決心展開北伐,並且”用兵不戢,屢耀其武“,堅持到底。
公元228年春,諸葛亮上《前出師表》率軍北伐魏國,蜀軍在占有隴右三郡後,以街亭、箕穀失利而結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諸葛亮獲悉魏軍曹休攻吳兵敗、張頜東下,關中虛弱,於是上《後出師表》決心再次北伐,急率軍數萬,走古道,出散關,圍攻陳倉。
後出師表鑒賞
偽作論據
(一)良史陳壽修《三國誌》,編《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錄此表
(二)此表氣綏調低,與《前出師表》辭氣迥異,非出自一人之手,蓋諸葛亮侄兒東吳大將軍諸葛恪偽作,目的在於以”此表為他的伐魏主張製造有力的旁證“,因為諸葛恪在《論征魏》一文中曾說:”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嚐不喟然歎息也"。[7]而“陳與賊爭競之計”的隻能是《後出師表》。(或說是張儼偽作)。
(三)表中所列史實有誤。《趙雲傳》載雲卒於建興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後表》卻說雲已死。
肯定觀點
(一) 陳壽《亮集》未載此表,不足為偽作之證。
陳氏修史編集對史料取舍,確實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卻不是完備詳盡的。將《亮傳》與《武帝紀》相較,前者顯然簡略的多,諸如伐吳、南征、八陣、渭南之戰等理應明確詳述的內容,他都一筆帶過,或未作記載。
又陳壽編《亮集》,主要依據司馬氏從成都接收運回洛陽的蜀漢政府檔案,這個檔案經公元264年鍾會成都兵變後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諸葛亮“言教書奏”,有一部分明確謂“《亮集》載“;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絕盟好議》出自《漢晉春秋》,《與陸遜書》出自《江表傳》等;還有一部分未注明出處,如《公文上尚書》《與李豐教》等。這些都說明陳壽所編《亮集》並不完備。《後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勢,關乎軍情機密,不宜公開宣示,故流傳不廣;或因成都之亂散失,陳壽未見到。
裴鬆之就是針對《三國誌》這種“失在於略,時有脫漏”的情況注補之,且對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懲妄論辯,但對《漢晉春秋》所載《後表》隻存錄而並無疑義,看來裴氏相信這是諸葛亮所作。
(二) 所謂前、後表詞氣迥異、風格不同字觀點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後表》所謂“才弱敵強”,既是諸葛亮轉述當初劉備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漢的總體人才質量、軍事力量跟曹操及其龐大的人才群和軍事力量作對比後實事求是的結論,它與《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語義類似。
《後表》所謂“夫難平者,事也”,“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語,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後,針對議者非料度“必勝”絕不出兵的觀點而講,是就即將二次北伐的戰役而言,並不是對興複漢室、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標喪失信心,諸葛亮所列舉的曹、劉集團成敗浮沉的曲折曆史完全證明諸葛亮“凡事如是,難可逆見”乃清醒客觀之言。所以《後標》並無“誌衰氣喪”的情調。
再看二表的用辭風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謂“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說的是當前的任務,與《後表》“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辭義仿佛,所謂“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說的是自己的職責和決心,與《後表》“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心誌一脈相承;所謂“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指長遠的目標,非認為一舉大勝,它與《後表》並不矛盾。
《後表》與《前表》及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點:講究對仗排比、有漢賦駢偶特色;音節鏗鏘,縱橫捭闔,回轉層疊,說理透徹;感情真摯,語言酣暢平易。所不同的隻是,《前表》偏重敘事抒情,《後表》專注於論述批駁,互為補充映照,合之為一完璧,故當出自一人之手。
(三) 諸葛恪不可能偽作。
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吳公安督諸葛瑾致書通報軍情,言“與賊爭競之計”的《後表》應是此時傳送到諸葛瑾手中,而後其子諸葛恪看到,再有吳大鴻臚張儼撰《默記》時收錄。
假使諸葛恪偽作,他當會大讚叔父,貶抑曹魏,決不會造“難可逆見”一類有餘之辭;假使他做偽作的目的是為自己伐魏的樂觀主張做“旁證”,則會轉引其辭以說服他人,然諸葛恪“見家叔父表”,隻是“喟然歎息”而已;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時蜀漢尚在,兩國使者頻往,知情者均在;又諸葛恪作為吳臣,安肯曰“孫策做大,遂並江東乎?”所以,諸葛恪偽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係張儼偽作,起碼首先騙不了諸葛恪這位知情者。
至於張儼將《後表》收入《默記》,一則因為儼是主戰派(由裴注引《默記·述佐篇》)可見,二則因為《後表》與《默記·述佐篇》體例相符。張儼曰:“餘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顯然,其“陳進取之圖”的,主要當指《後表》,他之所以主戰並對諸葛亮屢以弱攻強的進取方針予以肯定,受《後表》的感染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 關於趙雲死亡時間,可能是《三國誌》有誤。今但知建興六年夏初趙雲箕穀失利退回褒穀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後活動一概不見史載,即使建興七年春取武都、陰平二郡之重大戰事亦不見有趙雲出現。由此窺測,趙雲有可能卒於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上《後表》前,靈柩運回大邑縣(蜀漢蜀郡江原縣境)安葬時至七年春,陳壽或有可能因此誤記卒年。
“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出自魏晋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诗句共9个字,诗句拼音为:rèn yòng lǐ fú ér lǐ fú tú zhī,诗句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